1973年12月，韩先楚被调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与冼恒汉共同协作。此时的冼恒汉，已经在兰州任职达23年之久，担任兰州军区政委的时间则足足有18年。他同时还承担着甘肃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以及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多重职责，可以说是将党的政治、地方行政和军事指挥集于一身。

与冼恒汉类似，韩先楚在调任兰州军区之前，也曾在福州军区担任党委第一书记以及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然而，此次办理调动后，他将全力以赴于军队的建设，决意不再兼任任何地方的工作，专注于军事事务。

两位领导之间并不太熟悉。冼恒汉的背景不俗，早年他出身于红七军，后来在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中任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120师服役，而在解放战争期间则在一野工作。与此不同的是，韩先楚则出自红二十五军，之后归入红十五军团；在抗战时担任115师的指挥，在解放战争中则为四野的一员。

在1973年调动之前，上级领导曾暗示他们要密切合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两人在合作上却产生了隔阂，甚至发展成了矛盾的状态。冼恒汉认为韩先楚的到来，对军区的战备训练、战场部署、边防建设，甚至是军区的绿化等项目均表示不满，并提出了整改要求。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干部的不满，大家纷纷向政委反映说冼恒汉的做法似乎在否定军区以往的成绩。

或许是受个人性格的影响，韩先楚在战争年代总是敢于突出个人见解，勇于进行冒险性的指挥，例如新开岭战斗、梅河口战役、威远堡的奇袭、四保临江战斗和海南岛战役等，这些决策常常是在多数人并不看好的情况下做出的。他对战备训练、战场配置和边防建设的看法自然与众人有所不同，尽管这也可以理解，但他可能没有充分考虑他人的感受，从而造成了一定的工作隔阂。

此外，由于韩先楚的健康状况欠佳，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北京进行休养，但军区的多项工作又离不开他的参与，因此常常由军区党委集体讨论后通过电话或电报的方式征求他的意见，这让一些人觉得他有些“霸道”的安排。冼恒汉甚至将他们之间的矛盾上报至中央，最终，上级派来了由总参和总政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仍然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

后来，冼恒汉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向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帅进行了汇报。当时，叶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只是说道：“你们两个就像关在同一笼子里的两只公鸡，你们打算怎么办？”冼恒汉立刻回应道：“我愿意调走。”对此，叶帅则建议道：“你在兰州待了这么久，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还是再考虑一下调动的问题吧。”

直到1977年，这对合作伙伴在一起工作了三年多，尽管韩先楚因健康原因在兰州的工作时间不足两年。到了6月，冼恒汉因涉及兰州铁路系统的问题遭到批评，最终被免职，离开了兰州。此后，他在北京闲赋了五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1982年，他才被召回兰州以解决此前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此时，韩先楚早已不再军区，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任副委员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