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被吕后和萧何合谋以谋反之罪设计致死。

当年，萧何向刘邦三度推荐韩信，正是凭借韩信的才能，刘邦才得以稳固江山，但这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真实写照。

然而，手握数十万大军，兵法如神的韩信，真的是被萧何和吕后用毒计谋害的吗？如果你这样想，未免有些天真。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成败，都是无数波浪的起伏沉浮所推演出来的结果。

回顾刘邦平定天下的历程，韩信从最初的重用，到逐渐被警惕、怀疑，最终令汉高帝动起了杀心。刘邦最终决定亲手除掉韩信，这一结果几乎注定，而吕后与萧何，不过充当了执行者的角色。

韩信临终时，他悔恨没有采纳蒯彻的建议，感叹自己英勇一生，最终却被吕后这位女子所暗算，叹息命运如此，他不禁高喊：“吾悔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那么，蒯彻是谁？他曾给韩信提出什么计策？韩信为何当时未听从？为何这句遗言让刘邦深感恐惧？

刘邦出身平民，身无长物，却具过人的智慧与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没有高深的学问，但他早早掌握了人心的奥秘，懂得如何权衡政治局势。韩信虽然出身贫苦，曾屈辱于胯下，但他的韬略与军事才能却无与伦比。可他在政治智慧和谋略方面，始终与刘邦不可同日而语。

韩信帮助刘邦打下了大汉的半壁江山，刘邦对其功绩无不承认和欣赏，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全然信任韩信。韩信拜将之后，第一次见到刘邦。刘邦问他有什么谋略，韩信自信满满地说了一句话：“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这一话，实际上也为韩信的死埋下了隐患。王夫之曾评论说：“为人主者可有此心，但臣子不可有此语”（《读通鉴论·卷二》）。这句话，虽然只是出自韩信的真心，但却无意中暴露了他内心的野心与不安。

这如同职场中的一些人，得意时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老板的充分信任，但不知一旦真把老板当成朋友，那便是大忌。韩信此言并无恶意，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刘邦的立场差异。刘邦的用人之道远超常人，他虽信任韩信的军事才能，但每次韩信大获全胜后，心中便会多一分警惕，生怕韩信会脱离自己的控制。

刘邦多次削弱韩信的兵力。第一次是在韩信准备奇袭魏国，进攻赵燕时，刘邦将刚刚调集的精锐部队调走，留下的却是战力不强的队伍；第二次，刘邦亲自带着夏侯婴夜间潜入韩信大营，悄无声息地夺走兵符，调走了韩信的大部分精兵，名义上是为了支援防线，实则为了削弱韩信的军力。

如果韩信在这两次削兵夺权之后，还没有意识到刘邦的真实意图，那他最终的败局可谓是注定的。韩信曾听从过蒯彻的建议，但此时他却无法再察觉到刘邦的谋划。

蒯彻，一个纵横捭阖的辩士，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出色的口才，他察觉到刘邦对韩信的逐渐疏远，并从中看到机会。在韩信准备攻打齐国之际，蒯彻提出了四个理由，试图劝说韩信进攻。虽然他深知这一举动会引发严重后果，但韩信却无法抗拒内心的功名心，最终决定出兵。齐国的政权感到被背叛，愤怒至极，最终致使郦食其被杀。

刘邦并未对韩信的胜利感到欣慰，相反，他感到愤怒和不安。每一场胜利，都让他更加怀疑韩信的忠诚。项羽被消灭后，刘邦仍然深知自己所掌握的政权并不稳固，心头的隐患依然存在。韩信，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时刻威胁着刘邦的统治。

蒯彻曾鼓动韩信自立为王，分析天下形势，说韩信在楚汉战争中至关重要，归属谁，谁就能主宰天下。但韩信内心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他更希望借着自己的功绩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疆土。蒯彻的劝说未果，韩信的野心并未得到完全激发，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一份更高的封赏。

最终，韩信试图以自己的军事成就威胁刘邦，要求被封为“假王”。在刘邦的眼中，这已经是不可忍受的行为。张良和陈平立刻向刘邦报告，提醒他韩信的野心不容小觑。于是，刘邦决定采取行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剿除韩信，但他通过给韩信不确定的封号，暗示着自己并未真正信任他。

而韩信，这位昔日的英雄，依然未能察觉到刘邦的心机，最终为自己的贪功和愚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