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6日,地点洛川,西北野战军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彭总的脸上满布阴云。熟悉他的人知道,彭总此刻显然怒气冲天,局势看似即将爆发。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息,一些将领在低声议论着当前的局势。
“我猜,问题可能与4纵、6纵的撤退有关。”有一位将领悄声道。
“这下,恐怕得挨处分了。”另一个声音接着说。
“临阵脱逃可不是小事,这事不好处理。”第三个人担忧地说道。
那么,为什么4纵和6纵会被说成是“擅自撤退”?那些当事人又将遭受什么样的处罚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西府战役谈起。
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着数十万大军闪电般地进攻陕北,并一举占领了延安。当时,首长机关早已转移,他占领的不过是座空城。
尽管如此,胡宗南依然假戏真做,得意洋洋地向外宣扬,声称自己歼敌5万。蒋中正甚至被他的虚张声势所迷惑,给了他一顶“胜利”的桂冠,还为他授勋。
然而,胡宗南竟然陷入了自己的虚荣之中,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在演一出假胜利的戏,他决定留下一支5个旅的部队驻守延安。这样一来,马不停蹄的他把西北的核心补给地——宝鸡——的防守力量削弱到了极点,只有76师部、新编114师一个团以及一个保安团驻守,总兵力仅仅2000人。
彭总得知这个消息后,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天赐的机会,于是迅速决定发动“西府战役”,通过打击宝鸡来让胡宗南清醒过来。
所谓西府,是指古时西安以西,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区域,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部。经过数日激战,我军不仅成功攻占了宝鸡,还解放了敌军占领的14座县城,收复了延安,夺取了洛川,歼敌2.2万之众。
然而,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彭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在这场战役中,我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了1.5万人(当时西北野战军总兵力为75000人,损失比例接近五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彭总本人也差点被敌人活捉。
最初,彭总带领着贺炳炎、王震指挥的1纵、2纵(缺少独立6旅),共四个旅,于4月16日发动进攻,目标是宝鸡。他安排4纵在扶风和岐山一带进行战斗,阻击裴昌会的兵团,另外,2纵独6旅则在陇海路一带阻击敌军增援。
4纵司令员王世泰收到命令后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的纵队仅有4个团,兵力不足以抵挡敌军一个兵团的进攻。然而,情况并不如他所愿。由于兵力分散,彭总甚至从4纵抽调了一部分力量,派遣警一旅副旅长刘懋功带着一个营去破坏敌人的铁路桥,结果让4纵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面对敌军的猛烈进攻,4纵的局势越来越危急。敌人不仅派出了两个整编师,总兵力达到4万,远超我军的2000人,这样的劣势让4纵几乎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战斗展开后,4纵只能在步步为营的撤退中维持着抗敌。
直到4月26日,4纵撤退至岐山东北的山地,但彭总此时并未获知4纵撤退的消息。由于战况极为紧急,4纵并未能及时向彭总请示。
彭总正在集中力量进攻宝鸡,然而敌人突然从左翼蜂拥而至。彭总一时间感到困惑,认为王世泰应该在执行阻击任务,怎么反而让敌人突破了防线。所幸,2纵的独6旅从杏林赶来,6纵的新4旅也及时支援,彭总立即调遣他们去堵住敌人的漏洞,成功解决了危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讯员急匆匆地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6纵的部队正在屯子镇被马家军的82师围困,情况岌岌可危。
82师是马步芳的部队,这支部队以其野蛮、凶狠的战斗风格著称,且以骑兵为主,骑兵在平地上对抗步兵,优势无可置疑。彭总在战前考虑到马家军离宝鸡较远,并未太过担心,但没想到马步芳迅速命令儿子马继援带领部队赶来增援。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马家军援军,6纵未能顶住,罗元发带领部队硬生生突围,导致彬县的防守失守。
此时,彭总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立刻抽调力量去营救6纵,但那样一来,宝鸡的战役可能会受到影响;二是继续攻打宝鸡,置马家军的包围在一旁。经过反复权衡,彭总果断决定继续攻占宝鸡。
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宝鸡守军仅有2000人,而敌人的兵力不足以威胁我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我军顺利夺下宝鸡,士兵们纷纷欢呼庆祝。然而,彭总的心情依然没有轻松下来,形势依旧非常严峻。
因为裴昌会的4个师、马家军的一个师,还有胡宗南的38师,加起来有近10万敌军。如果敌人发起全面进攻,我军兵力薄弱,很难全身而退。因此,彭总最终下令从宝鸡撤出。
当时,敌人距离我军已极为接近,彭总在撤离过程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当他们走出院子时,敌人的枪声已在隔壁响起,危险程度可见一斑。
5月28日,彭总和部队终于到达千阳县,而2纵和6纵的部队还在凤翔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成功完成了掩护任务,尽管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
在战役总结会议上,尽管战果显著,彭总的心情依然沉重。他开篇便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指挥过于急躁,对敌情估计不足,战术配合不佳,未进行有效侦察等一系列失误。接着,他转而强调了4纵擅自撤退的严重性,认为这是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
会议上,彭总特别指出,4纵警3旅旅长、6纵教导旅旅长和警备第3旅5团团长被免职。意外的是,彭总并未对4纵司令员王世泰做出处分,仅仅是给予了批评。
王世泰对此充满感激,晚年回忆时仍心存感恩。他表示:“彭总虽然批评了我,但他的宽广胸怀与严格要求,让我终生难忘。”
这一事件的处理折射出彭总一贯的风格——从严治军。对于王世泰的批评,彭总从军功和过往表现来审视,最终做出了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