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尚书的职务通常被理解为各部的最高官员，按照常规，满洲的尚书通常被视为部的实际负责人，而满汉左右侍郎则位于从属地位。然而在历史文献中，不论是尚书还是侍郎，无论满汉，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堂官”。因此，满汉两位尚书与四位侍郎合称为“六堂”，这表明尚书与侍郎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并无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六部的设立可以追溯到皇太极时期，最初由宗室亲王或郡王负责管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高于尚书和侍郎。到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六部的管理依旧出现亲王、郡王负责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并不常见。此外，六部中的刑部往往少由亲王或郡王负责，这是因为刑部的工作性质要求具有专业的司法知识，若无此类背景，难以胜任。

自雍正以后，通常由大学士兼管各部事务，且官方称这些大学士为“管部大臣”，这种安排渐渐形成了惯例。原本每个部有六位堂官，若再加上管部的大学士，则该部便有了七位堂官。按照惯例，大学士一旦管部，便是该部的实际掌管者；若无大学士，则由掌印尚书担任实际负责人。

值得一提的是，掌印尚书不一定是满洲人。事实上，由于满洲尚书刚入职时缺乏行政经验，通常情况下，汉人尚书会担任当家的角色。尤其在刑部，情况更为特殊。由于刑部的工作需要较强的司法能力，许多时候，满汉尚书都缺乏这类专业知识，因此他们在重要刑事案件的决策中往往无法做出明确判断，反而是长期在刑部任职的侍郎更能发挥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各部的堂官是按照资历和地位由满洲尚书担任当家职务，只有刑部例外。从乾隆时期开始，刑部的堂官能否担当责任，往往取决于他们的法律素养和在刑部的工作经历。有趣的是，刑部的运作几乎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决定一个人能否当家，主要是看他是否精通法律并有丰富的秋审经验。因此，即使是排在最后的汉右侍郎，只要具备足够的业务能力，亦有可能成为当家之人。

至于其他五部，则大体上按照正常的等级制度分配职位，满洲尚书、汉人尚书以及满汉左右侍郎的地位划分也较为明确。实际上，清代的尚书与侍郎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基本平行，唯一的差别在于品级和排名。例如，在道光十二年，刑部由大学士卢荫溥负责，满洲尚书为明山，汉尚书为戴敦元，满左侍郎为鄂顺安，汉左侍郎为史致俨，满右侍郎为恩特亨额，汉右侍郎为戴宗沅。此时的七位堂官排列顺序如下：大学士卢荫溥居中，满汉尚书排列在左右，而满汉侍郎则分别位于次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一般的逻辑，左侍郎应该排在右侍郎前面，但在湖广司的公文中，满右侍郎却排在汉左侍郎之前。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清朝的国策始终以“崇满抑汉”为主，满洲人的政治地位常常高于汉人。此类排名虽然体现了地位的尊卑，但并不直接决定实际的权力。清代六部实际上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制度，无论是大学士、尚书还是侍郎，他们都是各部的高层官员。除非涉及重大决策或向皇帝报告工作，所有堂官需要共同签名并审批，缺少任何一位都无法生效。这种制度确保了决策的集体性，也体现了满汉制衡的思想。

然而，由于各位堂官的资历、背景、能力等因素的不同，实际的权力分配并不总是与名义上的职位完全一致。尤其是那些由皇帝临时任命，原本并不熟悉六部事务的官员，他们往往不会真正“当家”，而更多是作为升迁的跳板，最终会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或大学士。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尚书与侍郎并非上下级关系，但按照清朝的晋升制度，侍郎若希望成为阁臣，必须先经历尚书的职位，因此尚书的政治地位仍然高于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