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暴力革命与温和改良矛盾似乎天然对立，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旗帜。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更为魔幻，揭示出两者的殊途同归关系。例如曾被视为帮底层人翻身的科举，就在推广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血腥。

形式改良vs权力驯化

科举制确立 源于隋炀帝的勃勃野心

自隋炀帝建立科举制度，许多底层士人仿佛拥有一条阶层跃迁渠道。奈何看似革命性的制度创新，一开始便深陷传统门阀的重重围剿，从而遭遇到执行层面的种种利用。

正因如此，科举制的完善与巩固，恰恰少不了暴力参与。

唐朝的科举制 对考生有严格背景调查

到了唐朝，科举进一步完善，在形式上可“投牒自进”，实则仍受制于门阀操控。根据《新唐书-选举制》记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

言下之意，表面开放的自由报考背后，隐藏着严苛的资格审查体系。寒门士子需通过“家状”证明三代清白，确保“工商杂类”不能混迹其中。这种门槛实为门阀编织的过滤网，大诗人李白由此与考编无缘。

严格审查让李白无缘科举考试

更要命的是，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始终被门阀垄断。例如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表面是考察文学才华，实则为门阀子弟展现家学底蕴的舞台。早在南北朝时期，这类世家便垄断儒家经典的学习权与解释权。即便到隋唐仍是换汤不换药。

根据《唐摭言》记载：门阀子弟自幼学习《文选》。少时精通声律，而寒门学子需典卖田产才能拥有学习本钱。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使得科举蜕变为门阀的特权维护特权工具。而且当时没有糊名，门阀很容易照顾关系户，将科举异化为分赃仪式。

科举在隋唐两朝 就是门阀的特权维护工具

即便偶有寒门突破重围，其仕途仍受门阀集团压制。比如来自闽南的欧阳詹考中进士，却始终不得重用。这种入仕有望、晋升无门的困局，印证了柳宗元写在《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的尖锐批判。

此外，《旧唐书·李德裕传》提到牛李党争，还特意记录李德裕的公然宣称：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熟朝廷事……

至少在唐朝一代 科举与门阀高度绑定

权力博弈的结构性困境

唐朝的世家门阀 对于皇帝不像后世那般忌惮

当然，世家并不能无法无天。但在皇权尚未登峰造极的唐朝，帝王也不得不看这些是门阀眼色。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曾试图打破士族的特权。于是颁布《氏族志》：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这项改革以当朝功勋取代传统门第，却在实施中遭遇门阀软抵抗。据《贞观政要》载，修订后的《氏族志》仍将清河崔氏列为第三等。惹的李世民怒斥编修官：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李世民曾想用功勋取代传统门第

稍后，武则天试图通过“殿试”等制度创新，绕过门阀把控的常规选拔渠道。她还创设武举，要求勋官子弟不得应试。依靠铁腕推动，让狄仁杰、张柬之等寒门官员进入权力核心。但到武周还政，传统门阀集团便迅速反扑，“悉追复武后所降士族”。

究其原因，隋唐皇室皆与门阀相互依存，没可能彻底掀桌。除非朝廷权威走向下坡路，那么世家大族的地位仍可以同权力做深度绑定。

门阀从垄断儒学开始 一直能在科举中占得先机

暴力破局的必然性

毋庸置疑 门阀世家具有超乎想象的顽强生命力

事实上，经过约300年改良，隋唐的所有温和改革都败给门阀集弹性抵制。如果再将时间线拉长，那么世家大族的再生能力堪比九头蛇。每次遭受打击，都能以新的形态迅速复活：

前有北魏均田制催生关陇军事贵族，接着是唐初科举孕育进士集团门阀化，甚至安史之乱后幸存的河北士族，仍能通过联姻重塑影响力。

直至唐末 士族门阀仍有办法恢复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石勒、尔朱荣、侯景都曾对门阀造成重创。奈何绝对权力与世家门阀间，那种既纠纷又共存的特性，导致其从未根绝制度性土壤，反而还要依赖幸存门阀建立新秩序。

直到唐朝末期，黄巢起义军焚毁长安世家谱牒，另有朱温将门阀官僚投入黄河。这些血腥场景不应被简单视为野蛮破坏。

黄巢原为进士出身 因缺乏背景而使功名沦为负资产

虽二人彼此对立，但却有共同的历史使命。那便是更为彻底的暴力，摧毁门阀的超稳定结构：

当起义军“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他们消灭的不只是肉体，而是门阀政治赖以存续的宗法网络。

当朱温宣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黄河，永为浊流”，他终结的不只是几个世家大族，更是延续千年的血统特权观念。

黄巢在长安的暴行 更像是社会高压锅的一次迸发

这些暴行固然残酷，但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门阀制度越是看似永恒，就越容易招惹来毁灭性力量打破其循环再生魔咒。

回望中古时期的阶层博弈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事实：当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彻底交出权力，并形成制度化的自我保护机制，任何温和改良都将被异化为特权再生产的工具。

隋唐贵族的兴衰 亦是其不愿面对制约的必然

因此，黄巢极其精神追随者们，对暴力的渴望固然伴随着文明阵痛。反过来，正是这种决绝的破坏，才为科举制度在两宋的真正解放扫清障碍。至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文学想象变为历史现实。

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或许正是文明演进中最深沉的智慧与最无奈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