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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是一个弱国挑战强国权力的艰难斗争。它同时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1945年，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全面胜利。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为审判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拉开了序幕，东京审判由此开始，并持续了两年时间。

这个审判庭由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麦克阿瑟作为最高统帅参与了此审判。整个审判过程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审理了25名被告，419名证人出庭作证，28名日本军官被列为甲级战犯，判决书内容多达几十万字，书面证据达4336件。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晓，这场看似为了惩治罪恶而设立的审判，背后却隐含着无数的阴谋和不公。最终，只有7名日本战犯被判绞刑，而这背后，正是中国法官通过舌战群儒，巧妙争取的结果。那么，这场审判到底有多么艰难？中国法官们为了定罪七名战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为何说这场审判并不彻底？

1948年12月22日，东京市区的巢鸭监狱被全面戒严，监狱内外的军警武装严密，气氛紧张。七名被囚禁的战犯似乎也感知到了死亡的气息，周围一片沉寂。晚餐时，只有一名战犯选择了最后的晚餐，其余的则食之无味。

午夜过后，监狱内的气氛更加凝重。一名身材矮小，头顶光秃的战犯被押上了刑台。这名身高不高、面目狰狞的男人，正是东条英机。命令一声令下，他被挂上了绞刑架，绞刑机开始启动。随着绞绳的拉动，东条英机剧烈地挣扎，双腿颤抖，九分钟后他终于失去生命。这位侵华战争的元凶，在临死前依旧辩称自己所作所为是“自卫”，毫无悔意。

与他一同被行刑的还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和土肥原贤二等人。接下来，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三人也相继被绞死，东京审判中七名甲级战犯的生命就此终结，为数千万无辜民众的死亡偿还了血债。

然而，除了这七人外，其他16名甲级战犯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较轻的刑罚，但不久之后，许多人凭借各种理由被保释出狱，甚至有的重返政坛或涉足商界，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

东京审判的最终结果极其不公，正如七名战犯的绞刑判决，胜利者不仅未能对所有罪犯进行严厉惩处，还让许多重大罪犯逃脱了应有的审判。像731细菌实验的负责人石井四根、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指挥者朝香宫鸩彦、以及发动侵华战争的天皇裕仁等人，竟然完全没有出现在审判台上，他们不仅未受追究，还将自己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讽刺的是，日本长达15年的侵华暴行，竟然以七名战犯的绞刑草草收场，而其他罪犯却依然能继续悠然自得地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与对纳粹罪犯毫不妥协的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为何显得如此荒谬和不彻底？

1946年初，美国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一项重要文件，决定设立远东军事法庭，以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这个消息让梅汝璈等中国法官充满希望，也激励了无数曾经被侵略的民族。许多人期待着正义的审判，毕竟与纽伦堡审判中美苏等国对纳粹罪犯进行的严惩相比，人们认为东京审判会如出一辙。

中国政府随即派遣梅汝璈和向哲濬等人，作为法官代表参与东京审判的开幕。梅汝璈在法律界具有卓越背景，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向哲濬则在耶鲁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且曾担任江浙地区的首席检察官。

然而，审判刚一开始，法庭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尤其是在席次安排上。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在审判中任意调整中国法官的位置，这种行为引发了梅汝璈的强烈反应，他坚决拒绝了这一安排。面对威胁和劝说，梅汝璈依旧坚定立场，最终，经过几番角力，中国法官才得以按照应有的第二席参与审判。

这一看似简单的席位争夺，实则揭示了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轻视和不尊重。更重要的是，这场审判的背后有许多无法言说的复杂原因。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从审判体系到判决标准，几乎一手掌控。美国在与日本的关系中，尤其是考虑到日本的军事科技，如731细菌实验，早已决定对日本某些高层人物网开一面，尤其是裕仁天皇。

因此，尽管日本在二战中制造了无数暴行，审判仍然存在重重障碍，许多罪犯逃脱了应有的惩罚。美国的政治考量和对苏联的战略对抗，使得审判变得更具政治性，很多重大罪行未能得到应有的处理。

再者，审判时间的设定和证据收集的困难也为审判增添了不少难度。法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起始时间认定不一，导致许多罪行未能算入审判范围，而日本方面在战争期间刻意销毁了大量证据，使得审判的证据收集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中国法官凭借顽强的努力，收集了大量证据，并通过与英美法官的激烈辩论，最终使得一些罪犯被定罪。但即便如此，审判过程中的种种不公依旧让人感到愤怒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