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的大和朝廷借鉴了中国大唐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大唐的律令体制，并在公元7世纪中叶的大化改新后，逐步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体制的基础便是以律令为核心的政治与法制框架，律令中的“律”指的是刑法，“令”则主要涉及行政法。

为了保障天皇及贵族的安全，作为律令体制的一部分，卫府制度应运而生。卫府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制度化中央武装力量，尤其在奈良和平安时代，负责保护天皇、皇宫及京城的警卫任务。它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机构，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与中央政治密切相关。

随着律令制的建立，日本首次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并固定了卫府制度，还对其进行了增强与改进。这一过程中，卫府制度不仅仅受到外来儒佛思想的影响，也与本土的神道思想交织融合，从而呈现出一种依赖又矛盾的两重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反映了日本古代律令国家既具有中央集权的特征，又展现出强烈的“神国性”特质。

此外，由于律令国家的政治形态深受时代与民族特色的影响，卫府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央武力体系，其发展与日本律令国家，尤其是中央政治的变迁密切相连。卫府制度不仅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军事制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该国的政体、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密不可分。

卫府制度的历史条件

日本卫府制度的逐步建立与一系列历史条件密切相关。首先，大化改新之前，大和朝廷实行基于氏姓的体制，直至圣德太子推行“冠位十二阶”改革，才对官职进行了新的分配和管理。官位不再仅仅依据氏姓世袭，而是根据才干和功绩来分配，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并为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大化改新后，随着官僚体制的完善，冠位制度逐步扩展为“十三阶”“十九阶”与“二十六阶”，进一步精细化了官职的等级制度。至天武十四年，所有官员都纳入了这个等级体系，这使得天皇对官员身份和职能的掌控达到顶峰，逐步实现了“万民一君”的国家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冠位制度的建立也为卫府官员的职能与身份奠定了基础。

其次，随着大化改新的推进，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最终确立了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体制。《大宝令》《养老令》中的相关规定为卫府制度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设立户籍制度来掌握全国人口，确保能从农民中征召卫士。户籍制度成为实施卫府制度的关键条件，确保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征发所需的兵力。

第三，日本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也是卫府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律令制国家仿照了中国的体制，卫府制度的设立亦受到唐朝的影响。尽管规模与建制无法与唐朝的禁军相比，但其职能和相关法规显然受到了唐朝制度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7世纪初期，日本通过与中国的互动，不仅吸收了唐朝的政治与军事经验，也为卫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卫府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作为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卫府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尤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卫府的数量和名称也经历了多次调整。

1. 从五卫府到六卫府

最初的五卫府包括卫门府、左卫士府、右卫士府、左兵卫府和右兵卫府。而六卫府的设立则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中卫府。为何需要新增中卫府呢？其原因主要是卫士人数不足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随着平城京的迁都，卫士不仅要执行警卫任务，还需要参与艰苦的土木工程建设，导致许多人逃亡，严重影响了卫府的运作。因此，朝廷决定增加中卫府以弥补武力上的空缺。

此外，政治上的动荡也推动了中卫府的设立。圣武天皇欲削弱长屋王的势力，而藤原氏则希望借此机会通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加强权力。与此同时，地方庄园势力的崛起，促使这些大土地所有者与藤原氏联合，为新卫府的设立提供了支持。

2. 从六卫府到八卫府

六卫府增加到八卫府的过程较为复杂。这个变化不仅涉及新卫府的设立，还包括原有卫府的改名和武力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在长屋王之变之后，藤原氏的势力一度达到了巅峰，然而当橘诸兄掌握实权后，藤原氏的力量又受到限制。随着藤原氏的复权，他们进一步扩充了与自己紧密相关的中卫府。

3. 从八卫府到六卫府

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日本卫府制度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重组。此时，外卫府被废除，而近卫府与中卫府并行。随着平安京的迁都，卫府制度进行了新的整顿，近卫府被改为左近卫府，而中卫府则成为右近卫府。至此，卫府制度逐渐定型，最终形成了包括左右近卫、左右卫门、左右兵卫在内的六卫府体制。

小结与结语

日本古代律令国家的卫府制度，在政治、社会和历史的复杂背景下逐步发展演变。其建立不仅是日本吸收中国制度的结果，也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军事力量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卫府制度经历了五卫府、六卫府、八卫府以及最终定型为六卫府的多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深刻影响。

作为律令国家的核心制度之一，卫府制度反映了日本古代国家在中央集权、军事力量和政治斗争中的复杂互动，展示了一个与中国唐朝制度相呼应，但又具有日本独特特色的政治与军事体制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