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毛主席和陈毅元帅共同游览了南京的紫金山，两人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一起感慨万千。陈毅元帅激动地向毛主席讲述了许多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和故事。听罢，毛主席说：“朱洪武出身贫寒，是个放牛娃，但也并非愚笨。他有一个叫朱升的谋士，十分有眼光。朱洪武听从朱升的建议，‘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终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打下了江山。”

1964年5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看过《明史》之后很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那两个稍有成就的皇帝外，像明武宗和明英宗也稍微好一点，其余的都不好，做了许多坏事。”这反映出毛主席对明朝历史的总体评价，他认为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算是做得比较好。

毛主席不仅深入研究了朱元璋的历史，还特别关注了关于朱元璋的学术著作。《朱元璋传》是历史学者、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所著的专著，毛主席对该书的早期和晚期版本都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多次意见。如此重要的历史著作，毛主席给予的重视可见一斑。

1943年，吴晗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应友人之邀，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了《由僧钵到皇权》这本历史通俗读物。吴晗的经济状况促使他写作这本书，因为当时他为了支付高昂的来回路费几乎耗尽了家里的积蓄，而且他的家乡也在战火中遭到破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顿。友人提议写作这本书，支付了高达一万元的稿酬，这对吴晗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根据吴晗后来的回忆，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动因是他对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感到愤慨，书中通过朱元璋的形象影射蒋介石，虽然承认朱元璋在历史中的地位，但在某些方面对他进行了过分批评。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朱元璋的“恐怖政治”，详细描述了他如何通过冤枉无辜，斩杀功臣如胡惟庸、蓝玉等，建立起了恐怖的统治。书中还揭示了朱元璋创建锦衣卫这一特务组织，镇压百姓和官员的情况，甚至提到这种统治方式无处不在，像是对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一种隐射。

写作《由僧钵到皇权》时，吴晗因战争影响，所能参考的资料有限。尽管如此，他凭借自己对明史的深厚积累，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该书虽然基于有限的史料，依然在内容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成功吸引了读者。吴晗在1964年提到，他感到《由僧钵到皇权》存在一些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于是他决定重新编写《朱元璋传》。

从1947年起，吴晗开始重新编写《朱元璋传》，并于1948年完成。那时的吴晗不仅是一名学者，还肩负着革命者的使命，他的新版本中对蒋介石的影射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对朱元璋晚年的描写上，突出他从流氓到暴君的形象。这本书的初稿在1948年8月完成，吴晗随即将其带到解放区，并在西柏坡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毛主席在接待吴晗时详细阅读了《朱元璋传》的手稿，并针对一些内容提出了意见。特别是在谈到彭莹玉（彭和尚）时，毛主席指出，像彭莹玉这样坚定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被描述为逃避责任的典型。毛主席还在手稿上做了许多批注，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希望吴晗能在这一方法上做出更深入的努力。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吴晗对书稿进行了修改，重写了部分章节，特别是在叙述朱元璋晚年独裁行为的部分。他详细描述了朱元璋如何通过严酷的手段对待那些曾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并强调这一点对后人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1964年，吴晗根据各方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毛主席在看到修改后的版本后，给予了基本的肯定，但也指出，朱元璋的功绩应当被更多地承认，而他晚年的暴政则不应过分渲染。

通过吴晗的《朱元璋传》，毛主席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尽管朱元璋的治国手段严厉且常伴随暴力，但他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在稳定政权、推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特别赞赏朱元璋在军事上的才能，曾在评论冯梦龙所编《智囊》一书时指出，朱元璋是继李世民之后，最为卓越的军事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