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赵国人才并没有凋零，还有战神李牧力挽狂澜，战国的战争史就是一本“兵法”史，将强则军强，将弱则军亡。

长平之战，秦昭襄王没能乘胜追击破灭赵国，这被视为战国末代的一个“遗憾”。

可问题来了，在长平之战白起坑杀了大量赵国精锐主力后，秦国真的还有能力不顾一切地“深入”邯郸毁灭赵国吗？

其实长平之战后秦国可以灭掉赵国，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战国末期的天下局势并不是“赵、秦”两国对垒那么简单，还涉及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斗争，秦国不敢孤注一掷，赵国也没有表面上的那么“不堪一击”。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爆发矛盾，前者欲要一战竟全功，派兵包围赵军主力，一决生死。

而一开始的赵将是另外一个战神，是赵奢之后的赵国屏障廉颇，廉颇一生行事虽然有些鲁莽，但是面对包围，“固守”是最好的办法，一时之间，秦军补给、士气接连受挫，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打开局面。

于是秦国惯用的“离间计”生效了，赵奢之子赵括替换掉了廉颇，纸上谈兵，脱离了守势的现实和战略，因此被白起大杀四方，此战赵国号称四十多万军队被坑杀，赵国百分之十三的人口折损于长平。

但同样的，秦国也受损惨重。

赵国并不是弱军，赵武灵王的军事遗产，奠定了赵国强大的基因，打败秦国，秦昭襄王也赌上了国运，国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来参战。

有作用力必然有反作用力，秦国在战后，并没有显得那么体面，所以苏代的“离间计”才能生效，看似范雎和秦昭襄王“误事”的背后，是一场绝对的冷静。

这场惊世骇俗的大战，让天下群雄重新权衡了局势，天下并不止秦赵两国，在“纵横家”多如牛毛的时代，“远交近攻”此类的外交决策，的确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乎，大家纷纷“保护”起了受伤的强国赵国，又对秦国表露出“黄雀”之意，为了保证平衡，秦国不敢妄动，赵国多了十几年的修复时间。

赵国地处河北之地，地理条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所以赵国恢复的速度极快。

因为长平之战乃是赵国“低于正常水平”发挥的战争，有着“胡服骑射”传统的赵国，迅速恢复了一定的元气。

在数年后，边境爆发了匈奴入侵的事件，当时的赵王派出了李牧抵御匈奴。

李牧吸取了战国一贯以来战败的教训，那些战败大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急于出战。

对抗匈奴的过程中，李牧坚守不出，甚至立下军规，不允许任何人“对战”匈奴，违者军法处置。

一时之间，匈奴士气高涨，赵国内部质疑声不断，赵王无法承受舆论压力，临场换将，把李牧叫了回来。

可想而知，赵王这个举措，和当年长平之战临时换将的错误一样，赵国主动出击，遭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于是赵国下定了决心，让李牧主导，不再干扰。

便是如此，李牧得以实施完当年廉颇没有坚持到底的“战法”：“伪装惧战”。

久而久之，匈奴自信的士气演变成了“狂妄”，赵军低弱的士气变成了沉稳，李牧知道战机来了，于是便设计了几个军事策略，一步步引诱匈奴主力深入，最终埋伏歼灭匈奴的主力。

在一开始的战斗中，李牧还“佯败”，让匈奴军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而这个时候，李牧手中率领着近十六万的赵国精锐部队，其中骑兵一万多人，步兵高达十数万人，这庞大的军队，正是长平之战后十几年所恢复而来的实力。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李牧率领着赵军冲杀匈奴，最后大获全胜，匈奴主力部队被歼灭，周边部队被降服。

李牧对此还不满意，乘胜追击，一股脑反击草原势力，连续灭了几个沿路上的游牧政权，其中林胡还被降服，后来帮助赵国守卫边境，李牧一战，让匈奴人对中原产生了惧怕，后来长时间不敢扰边。

从战争人数和战法的角度来看，李牧对匈奴的胜利是有迹可循的。

首先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双方不都是“中原政权”，而是一边是游牧政权，一边是中原强国，中原的势力自然不会帮助匈奴，给了李牧足够的实力全部发挥。

其次则是李牧的“诱敌深入”，一步步的“兵法”逻辑紧密，最终将掉以轻心的匈奴一网打尽。

这样的李牧，已经在赵国拥有了一定的地位，直到了赵悼襄王即位后，因为对廉颇的“轻视”，解除了廉颇的将军职务，廉颇因此愤怒离开赵国，这对赵国而言，实际上是一次致命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李牧在赵国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

过了好几年，秦国再次“入侵”赵国。

在赵王赵迁登基不久后，李牧临危受命，组织军队抵抗秦国的入侵。

李牧发挥了擅长的战术，固守、坚垒，如此一来，秦国也犯了当年匈奴做犯的错误，他们觉得自己和游牧民族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

后来李牧层层设计，以极少数的兵力，抵御了秦国的入侵。

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一场两国的士兵的厮杀，其实更应该看作两国主将的兵法对拼。

秦国方面的主将是“桓齮”，桓齮虽然在战国末期没有四大名将来的名气大，但是这场战争的开始，桓齮也杀了赵国“十万”军士，也是“人屠”级别的人物。

李牧抓准了桓齮“骄傲”的心理，一步步诱杀，先是骗得秦军回援“肥下”，导致秦军营空虚其次又施展“调虎离山”、“回马枪”等计谋，扫荡了秦军空虚的大营，最后杀得秦军大败，李牧所率领的主力打的不是英勇，而是先知先觉的战法优势。

在攻克了秦军后，秦国知道了赵国有李牧，那么便打不赢李牧。

当年的长平之战，若是让廉颇继续坚守，很有可能失败的就是秦国，秦国的最擅长永远在于“远交近攻”，外交和离间术，是大秦一统天下的政治根本。

在“肥之战”后，又过两年，秦军心不死，继续入侵了赵国，兵分两路攻秦，史称“番吾之战”，赵国的守卫将领依旧是李牧。

李牧以自己“武安君”的威势，粉碎了秦国的南北夹击的计划，在番吾一战中，李牧以赵军正面战场的实力大败秦军，自此可以说明一个道理，一个能将，就能主导一场战争的胜利旋律。

但这种“胜利”不是持续的。

长平之战后，赵国一直处在元气损耗的境界中，后来秦国明知道失败还要入侵赵国，为的就是乘胜追击。

在赵国恢复了实力后，其他本来作为“保护者”的国家们，为了保持平衡，对于秦入侵赵国的事情“视而不见”，所以赵国的恢复是被打断了。

后来李牧还数次击败秦军，可惜的是，赵国已经没有实力支撑李牧“歼灭”秦军了，帮助赵国抵抗秦国的，正是李牧出色的战争能力，正如后世大多数人所说的，在廉颇之后，能帮助赵国的，就只有李牧一人耳。

但即便是这样的李牧，还是中“反间计”，最后被赵王赵迁下令“处死”，李牧含泪赴死，赵国破灭在即。

果然在同年，赵国城破，仅是赵国剩余的一些贵族和公子嘉逃出了邯郸，后来还建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是为代国。

长平之战后，赵国能够抵御匈奴和秦军，必然是有多重因素构成的，但最主要的仍旧是有着李牧这么一号人物。

所以说战国后期的战争史，便是“将领”的兵法史，赵国用赵括替换廉颇，赵国大败，赵国重用李牧，赵国大胜，这频繁的吊诡中，展现的是战国末期的一种扭曲格局。

即便是后来秦国一统天下后，秦都并没有真正地“掌控”天下，于是秦末有了剧烈的动荡，天下六国的残余贵族纷纷起兵伐秦，这便是秦国用“离间术”过多导致的恶果，对天下的把握并不到位，即便是书同文、车同轨、郡县制都不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