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之后，旧的民国政权被推翻，新中国就此诞生。但代表中国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却仍然是已然退出大陆的国民政府。因此，自1949年到1971年长达22年时间里，我国便多次致电联合国大会，要求驱逐蒋氏集团，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苏联第二天就发表声明，承认我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积极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国。还以退出联合国相威胁，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对势力施压。

即使在中苏关系交恶的二十多年间，苏联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也仍然表示支持，对“两阿提案”投了赞成票。这不禁让人疑惑，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与我国爆发军事冲突的苏联，为何还能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支持我国重返联合国呢？

（中苏友好宣传画）

一、蜜月期的同盟。

中苏之间的友情，可谓源远流长。从一开始中共的组织源、理论源、路线政策源，以及1945年最大实力源的获得，都与苏联的帮助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争爆发，为了维护自己主权和领土安全，也为了红色阵营，我国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出兵，但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武器，这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无间。

1950年8月，苏联以安理会主席国的身份，组织召开了十四场会议。其中十三场为讨论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但由于我国在朝鲜战场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打出手，同时为了阻挠苏联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美国不仅多次作梗，否决苏联提议我国重返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代表的提案，还在第五届联大会议上，操纵490号决议，使得中国代表权问题就此搁置。

对于中苏友好时期的苏联来说，让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将让中苏同盟关系更加稳固，红色阵营在联合国具有更大影响力。也为苏联在和美国的较量中增加砝码，所以苏联全力支持中国入联。

（斯大林）

二、分歧期的支持。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而我党则认为，斯大林功过应该七三开，成绩还是主要的。这一导火索，让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和分歧开始显现。苏联不仅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协定，撤回苏联专家，还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向印度。

新疆伊塔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及中印边界战争后，中苏之间变为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昔日的亲密同盟，走向了破裂边缘。

1965年3月，苏联召开党代表协商会议，我国拒绝参加，从此两党彻底分道扬镳。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两国间战争一触即发，苏联还扬言要动用核武器，双边关系更加恶化。

此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而苏联则结盟印度，对抗中美。中苏关系转入敌对状态。这时，虽然美国仍然坚持支持蒋氏集团留在联合国，但中国重返联合国，得到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对于有关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并没有投反对票，而是沉默地支持，甚至在决定性的“两阿提案”表决上，也投了赞成票。

（珍宝岛事件）

三、苏美两国的博弈。

作为红色阵营的带头大哥，苏联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面对五常中的英美法以及紧跟美国的蒋氏集团，感到势单力薄。因此扩大和提升联合国内红色阵营国家的数量和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可当时世界上追随苏联意识形态的国家并不多，而中苏虽然交恶，但仍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下内部的冲突，并非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间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有利于苏联增加对抗美国的砝码。

此外，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虽然美国和我国关系开始破冰，但仍然一直想方设法把蒋氏集团留在联合国内。如果苏联在“两阿提案”上投反对票，等于变相支持美国，这是苏联断然不会选择的。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也反映了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

斯大林时期，美国坚定支持蒋氏集团，苏联则坚定支持中国。等到中苏交恶后，美国联合中国共同抗苏，中国得到大量第三世界国家支持，重返联合国已是大势所趋。这时苏联也只能选择支持中国，避免招致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当然，新中国能够重返联合国，要感谢的并非美国或者苏联，而是亚非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76个国家中，仅亚非拉国家就占了49个，这也是我们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外交成果。

（参考资料：《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