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夏朝考证，如今公认的情况是“后半夏”在洛阳，具体都城为二里头遗址，但“前半夏”在哪的确存在不少争议，有说在嵩山，有说在古河济，有说在晋南，还有说在四川，以及在陕甘等。

因为争议较大，于是出现了貌似大格局的观点，即跳出中国找夏朝，于是出现了夏朝在巴基斯坦（大概意为是古印度）、在古埃及、在西亚两河的苏美尔等。

问题在于：史书记载上古王畿不过方圆千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看，大概也只能方圆千里，那么夏朝真能大范围的腾挪，从国外一路迁到洛阳？答案当然不可能，这种观点不过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翻版而已，背后隐藏的逻辑值得中国人警惕。

夏朝不可能在国外

关于前半夏的具体位置，如今虽然没有公认的论断，但以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看，夏朝不可能在国外。

中国史书上的很多夏朝记载，如今可与考古印证，比如禹父鲧被封在“崇”，即如今的嵩山一带，而在此地考古发现夏代的古城，即登封王城岗遗址，附近还发现战国阳城，印证史书上的“禹都阳城”之说。距离登封数十公里处，还有新密新砦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其中瓦店遗址有大型祭祀遗址，说明此地有强大的政权。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晋南陶寺遗址是夏都，也能与一些史书印证。

史书对夏朝的某些记载，看似自相矛盾，但其实未必有错，可能是对夏朝不同时期的记忆。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到，包括二里头在内的一系列遗址，证明商朝之前的确有一个强大的王朝，只是这个王朝“自称”是不是“夏”有些争议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从旧石器时代直到夏商周，中国的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中间没有出现断绝，或者没有为域外元素主导，即便文化风格奇特的三星堆，在陕甘、长江流域的考古中都能找到一些源头，甚至三星堆主要源头的宝墩文化，其“宝墩人”的古DNA显示主要来自黄河流域。因此，无论主导人种、还是主导文化，都是一脉相承。

如果夏朝在埃及、在巴基斯坦、在苏美尔的两河流域，那么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不可能穿越直接降临，必然需要翻越千山万水，沿途必然要有相应遗迹，那么遗迹何在？况且，为何偏偏要来东亚中国？他们过来之后，必然要征服原住民，必然要改变中国的文化面貌，所有这些证据何在？如果夏朝是外来的，史书为何毫无痕迹，反而记载源于本土，且考古还能与史书记载印证？

因此，夏朝不可能在国外，古埃及论、巴基斯坦论、苏美尔论都是荒唐之言，不值一信。

夏朝古埃及论背后

所谓夏朝古埃及论，或国外其他地方， 都不需要相关考古论证，只要具有正常思维的都知道不可信，比如当时的交通能力就不支持。既然如此，为何至今还有夏朝“古埃及论”？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那一套。

1894年，法裔英人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其中认为“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黄帝之谓）率领巴克族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后来，瑞典人安特生几次“误判”，认为中国彩陶是西方传播而来，于是正式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

外国人编历史让人不得不服，竟然精确到了“公元前2282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人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观点，然后有人莫名其妙的“误判”，正好“论证”了前人观点，接下来就正式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一切看似水到渠成，证据确凿！

但中华文明西来说早就被推翻，基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文化面貌没有改变，一直一脉相承；其二，中国仰韶彩陶早于中亚，中亚彩陶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安特生在断代上严重“误判”。因此，中国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推翻了“西来说”，如今再直说这一点就贻笑大方了。

既然无法直接说“中华文明西来”，那么又如何贬低中华文明呢？于是，夏朝“古埃及论”，或者夏朝“西来说”隆重登场。既然夏朝是古埃及人或其他国外人建立的，那么大禹、乃至尧舜等自然也是中国以西的外国人， 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到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即西方人缔造了中华文明。

这里面还隐藏一点，就是外来的夏朝征服了中国，像印度原住民一样被征服，因此中国人要接受外来征服，无需过激，内心不应该抵抗。

总之，中华文明如何而来，这是中国人的“根”，而夏朝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夏朝在国外，那么中国人的“根”在何处？

因此，所谓夏朝在古埃及，或在其他地方，只是一个居心不良的舆论战，目的是重新解构中华文明，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这一点不能不警惕。

最后，苏联之所以解体，原因之一是空有强大身躯，脑子却被洗成相信西方，从而被人轻易斩下头颅。因此，要避免苏联遭遇，就必须警惕西方洗脑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