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完善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有着一种更朴素的法律精神。中国封建时代律法不仅强调是杀人者死，更注重的是““天理国法人情”，意思是指所做的事合乎道理、国法、人情 ”。

古代律法实质允许近亲属互相包庇，这是被认可的。至于说如何处理正当防卫，在古代也有着严格的划分，对于替父报仇就属于此例（仅限一次）。而

从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期发生的一起正当防卫案件就可以看出案件处罚的合理性，此案之后也成为“例案”，从此以后类似案件都以此处理。那这是怎样一起案件，成为明清两朝司法的“例案”呢，从中也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先进”。

在大明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426年，在广州府番禺某县在一个叫“皮村”的小地方，村子不大，村里夜间负责打更的人叫何慕，这何慕是个快六十多岁的孤家寡人，他每日负责打更巡逻。由于何慕为人好酒，一天天喝的是二乎乎的，经常打错点数，所以村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何乱点”。当然这“何乱点”人还是不错的、今天晚上这“何乱点”并没有喝酒。一边巡逻一边打更，当“何乱点”巡视到村西头的时候。发现梯田下有一具男尸，其肢体有明显的伤痕。这“何乱点”顿时就慌了，手里的梆子就开始乱敲了。然后就守着尸体不敢离开，等到天亮以后，“何乱点”立即报告给了本乡里长和保正。本乡的里长姓纪叫纪相。皮村是一个只有110户的小村落。民风质朴，现在居然出现杀人大案，本乡里长纪相不敢怠慢，一方面立即向县衙报告，一方面向自己所管辖的110户里民广泛征集线索，看看是不是本村人作案。

按照明朝的规制，每10户居民为一“甲”。皮村的里长辖内一共有十个“甲”。也就是100户居民。死者是本地居民叫马真，虽然没有仵作验伤。明眼人一看就是系棍棒类器具殴打重伤致死。在皮村举行的村民大会上，其中一个村民提供一个情况，说：“昨夜，他听见他家隔壁王能的家门口传来打斗声，而且十分的激烈。虽然不知道具体吵闹的情况，但个人以为是不是和杀人有关？”纪相立即前往王能家调查情况。纪相开门见山直接问道：“听说，你家昨晚有人来了，而且还发生打斗，具体怎么回事，你昨晚打的是谁？”

谁他X的嘴这么欠，你别管谁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有啊，“昨晚我家来了一个小毛贼，来我家偷东西，让我一顿胖揍给打跑了！”王能回答。从以上对话可见，本乡里长纪相很负责任，他现在的干的事情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履行的是他的本职工作，也就是防贼缉盗。你别说，纪相还真是一个当警察的料，很有工作经验的，在问询王能的时候，并没有一上来就对王能直接摊牌：“有人被打死了、是不是你干的，赶紧说实话，不让立即送你见官”，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出击、通过个人的问询从而察言观色，步步紧逼。而王能本人并不在意，也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一切行为十分正常。这里唯一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马真和王能是街坊邻居关系。而王能讲话的意思好像是并不认识马真。

纪相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民警”，觉得王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两条可疑线索指向王能，第一，王能昨晚打过人，而且小毛贼这说也是王能个人的一面之辞，不足为信。第二，死者马真陈尸皮村，距王能的住所不远，死者是王能的街坊，而王能故作不识。所以在纪相推理之下，王能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重点嫌疑人。王能见自己成为杀人嫌疑犯。顿时就急眼了，他对纪相说道：昨晚有人去他家敲门。由于已经是深夜，他以为是有贼来偷东西，于是王能便抄起一根枣木棒，悄身来到门口侧耳倾听。因听出对方只身一人，王能顿时胆气斗生，对于贼盗来他家“光顾”更是义愤不得了，王能突然地一开门，来人没有想到里面的人会突然开门，一下子就晃倒了，王能顺势将来人“踩”到脚底下，手持木棒不断地殴打。不料来人如此不经打，竟然一命呜呼了。

当王能发现这个“贼”不再发出声响、王能又探手摸不到气息。王能知道这人已经死了，王能顿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王能说：尽管他自认自己是正当防卫，但毕竟出了人命，而且来人到底是不是贼也不确定。自己打死人却是真的，内心深处恐慌不安。但人死不能复生说什么都晚了，于是就王能就趁着夜色摸索着背起来人的尸体，连夜驮至皮村抛尸处理。所以今天早晨本乡里长纪相前来询问的时候，王能隐瞒了失手打死人的的事实，谎称已将其放走，实际上就怕惹上人命官司，一时糊涂所致。谁知那个被他失手打死的这个人是马真，但能够为这段陈述作证明的，只有王能的家人。

就在这时候，当地的衙门也已经来人了，在听取了纪相的复述和王能的供词之后，经过仔细调查也没有查出王能和马真二人有何过节，也找不到王能故意加害马真的任何动机，就此当地知县依据《大明律》做出如下判决（大意）：马真确实被被王能殴打死致死。但马真属于无故“夜入他人家内”，也就是在夜间没有正当理由擅自进入他人的私宅，使得王能误以为来人非奸即盗，在此情况下，王能出于自卫，才失手将其打死。因此无罪释放。进一步来说，不管王能是否真的看清马真本人，在半夜时分，王能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惧、慌乱、无助和愤怒等情绪，在此情况下，王能进而持木棒槌采取防卫措施，采取了“踩打”的方式，对不速之客进行殴打。这是一个普通人在此类情境下的正常反应，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但县衙这一判决被上级衙门广州府衙所否决。

广州府衙认为：如果王能在把马真“踩”入门时就将其一招致命，就是一棒子给打死了，属于“主家”针对“夜无故入人家内”者“登时杀死”之情形，“事出卒然”，（完全符合现代的正当防卫，不负任何责任）。但问题在于王能将马真“踩”入门内开始殴打棒打，显然此时已经完全控制住马真的行动，已经实现了对马真行为上的控制，后经衙门调查得知，马真随身并未查见凶器，可见其危险程度不算很高，也未必是行窃此时，王能应该在控制马真之后报官依法处置。而不是进行殴打，可王能的肆意殴打造成了马真的死亡。所以说王能属于防卫过当。

于是，广州府衙将王能的行为定性为“擅自杀伤”中东的“夜无故入人家内者（马真）”致死。依《大明律》判：王能杖一百、有期徒刑徒二年。而马真作为“夜无故入人家内者”，应处以杖八十，但现已不幸过世，就免于处罚。但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瑕疵，就是在事发当晚，其邻居听见王能家门口有疑似打架的动静，未听清内情，也没有前去察看。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邻居作为也很正常。邻居事后解释是因惧怕引火烧身而置身事外，但始终咬定自己没有听清具体的声音。但这个瑕疵无论县衙府衙都忽视了。所以以此情况，王能的家人上诉到大理寺。要求王能无罪开释。依据是二人有博斗。王能完全的自卫。

案卷上报大理寺之后，大理寺经过仔细批阅卷宗，对于广州府衙方面关于马真“夜无故入人家内”的判断提议不能接受，指出其定性错误。大理寺回文如下（大意）：“夜无故入人家内”之“无故”要件在本案中并不成立。依《大明律》，夜晚无故进入他人私宅通常包括的原因是“通奸”、“盗窃”、“抢劫”等行为分，具有隐秘，不为他人所知的特征，例如偷偷地翻墙、撬门等等，不一而足。而且这一行为又足以导致主家认定来人意图不明，本人受到威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马真的行为没有构成对他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危险。

而在本案中，马真是敲门，虽然是半夜但没有偷偷摸摸，也没有携带任何凶械行凶，至于为何敲门。或许马真喝过酒敲错了门，或许是个人素质不高，拍门过于用力、而又语气不善。让人以为是贼。因此大理寺认为（大意是）：这种状况不足以给包括王能等在内的普通人造成较大的恐惧。就是说，当马真光明磊落地以敲门作为入室的提醒的时候，把马真定性其“无故”和“无有事故”擅闯民宅是不成立的，纵然其“敲门”的方式有失礼节，但不会给主人安全带来任何的威胁，王能也就没有必要采取“先下手为强”采取防卫手段。再者大理寺认为 “夜无故入人家内”之“入家内”要件更是不存在，依《大明律》规定，只有外来人已经侵入主人家门以内，才构成“夜无故入人家内”。马真没有侵入王家门内，甚至没有携带凶器，是王能自己把他晃入家门并踩在脚殴打，这怎么能说马真是“夜无故入人家内”？综上所述，大理寺认为王能的供述是胡扯，府衙和县衙都是“乱判葫芦案”，此案背后恐怕另有内幕。所以发回重审。

在

大理寺亲自督导之下，府衙和县衙开始联合会审，最终查明真相，原来，马真与王能是一对“赌友”，二人经常赌钱，可最近，这王能赌运不佳，欠了马真不少银子，可就是拖着不给，这一日，马真仗着喝了一点小酒，借酒撒风去王能家要赌账。王能大半夜被马真堵在家里要赌账自然不高兴，现在又听见马真在外面骂骂咧咧。于是，王能就准备出门把马真叫到家里再说，于是黑灯瞎火之际，王能猛的一开门，马真喝酒脚跟不稳，一下子就倒了，就在这一瞬间，王能灵光一闪。就以马真是“夜无故入人家内”的毛贼之，将其“踩”入门内打死，抛尸皮村。王能有移尸、抛尸之举动，恰好说明谋划以“正当防卫”为幌子加害马真。

最后，王能依律判流放，之所以没有判死刑。是因为马真有错在先。王能有一定的自卫理由，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上报

大理寺之后，得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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