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572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街头血腥场景。弗朗索瓦·杜布瓦绘制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在16至17世纪的宗教巨变中,暴行频发,殉道者层出不穷。
作者:凯蒂·吉本斯博士
历史学高级讲师
朴茨茅斯大学
距离被视为宗教改革“开端”的事件已经过去了500年。当时,德国修道士马丁·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一座教堂的门上,挑战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的做法,并引发了一场分裂,最终导致新教在欧洲的兴起。
对于路德宗和天主教会来说,这一周年纪念是弥合宗教改革分歧的契机,包括教皇方济各与瑞典路德教会联合举行的仪式,以及教皇方济各对路德教义中积极因素的认可。1月17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发表声明,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分裂表示遗憾。
在16至17世纪的宗教巨变中,暴行频发,殉道者层出不穷。暴力事件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那些讨论、阅读或铭记这些事件的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塑造了欧洲人数百年自我认知的五大暴力事件。
马丁·路德对更纯粹基督教的追求可能因不同原因吸引不同群体。他的“信徒皆祭司”教义强调所有人在上帝眼中的精神平等,这对社会底层的人们尤其具有吸引力。
神圣罗马帝国的农民试图实现福音书中的信息——对他们来说,这承诺了社会和精神上的平等——导致了近代早期欧洲最大规模的民众起义之一,某些地区的起义军多达4万人。农民的暴力行为遭到了路德在文字上的强烈谴责,而当局的残酷镇压则意味着数万人在起义后丧生。
图片说明:明斯特圣兰伯特教堂上仍保留的笼子,起义领袖的尸体曾被展示于此。图片来源:ptwo/flickr
在农民战争仅仅十年后,宗教改革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再次笼罩神圣罗马帝国。在明斯特,一群激进的重浸派控制了城市并建立了一个精神政府。它对宗教和政治现状的挑战被认为是直接而严重的:社区内的一夫多妻制被视为威胁的象征之一。
当新政府开始崩溃时,天主教当局介入:重浸派领袖被处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并悬挂在大教堂外的笼子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明斯特及其血腥结局是服从世俗和宗教权威的论据。这也导致了对宗教激进分子的持久怀疑:尽管并非所有重浸派都支持暴力革命,但他们成为欧洲各地敌视的目标。
这场屠杀可能是宗教改革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宗教暴力事件。1572年8月24日,在庆祝一位天主教公主与一位新教国王婚礼期间,至少2000名法国新教徒在巴黎街头被杀害。
巴黎事件的消息也引发了其他法国城市的屠杀。尽管法国君主在大屠杀中的直接角色以及确切的死亡人数仍存在争议,但暴力的“民众”成分引人注目:受害者往往为施暴者所熟知。天主教势力赞扬了这场屠杀,而法国新教事业则迎来了一波流亡和改宗潮。
这场战争,或一系列战争,有时被记作最后的宗教战争。其部分起源在于对《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所提出的宗教解决方案的紧张局势,该和约允许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路德宗和天主教领地共存。波希米亚新教徒对天主教哈布斯堡统治的反抗演变成了一场欧洲主要大国都卷入的冲突。
图片说明:雅克·卡洛创作的《大苦难》系列版画之一,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破坏。图片来源:The Hanging by Jacques Callot
德语地区的部分地区彻底毁灭——一些地区失去了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与新教和天主教军队相关的暴力事件成为传奇,故事传遍欧洲。
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特普斯特拉最近指出的那样,宗教改革时期对纯洁性的追求不仅针对敌对基督教派别,还针对非基督徒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1492年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治者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在格拉纳达王国陷落后对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人口的胜利,比路德在维滕贝格的行为更适合作为宗教改革的起点。
西班牙的“重新基督教化”以及对半岛上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口的驱逐,是象征性和实际暴力的重要行为。此外,在1492年和1517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获得海外帝国,他们也开始以极大的暴力手段皈依和征服非欧洲民族。
《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