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杨森的20军经过血战离沪休整后，另一支川军还在血战上海。这就是郭汝栋的43军。

郭汝栋的43军当时其实只辖有26师一个师，师长刘雨卿，副师长王镇东，参谋长林鹤翔；辖76，78两旅。76旅旅长朱载堂，辖151团（团长傅秉勋）、152团（团长解固基）;78旅旅长马福祥，辖155团（团长谢伯亭）、156团（团长胡荡）。

1937年10月17日，26师奉命千里跋涉开赴上海，到大场接防。

大场临时指挥所内，刘雨卿感慨万千地说：“早在1931年10月，郭汝栋军长就通电全国：‘愿率全军共赴国难，任何牺牲，均所不计！’今天我们到了前线，一定要打好呀！”

众将领异口同声：“为国抗战，万死不辞！”

从这天起，26师接替36师宋希濂部防守大场镇。36师是中央嫡系主力，已在上海打了两个月，伤亡惨重。

满面尘灰的宋希濂对刘雨卿说：“刘师长，你带领的川军士兵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单薄军服，武器又是川造步枪……大场是日军主攻方向，我们36师装备这么精良，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你们要守住，难啊！”

川军进入阵地后，刘雨卿召开全师军官紧急会议，他声音沉重地说：“阵地全暴露在日军主力面前，很不利于防守。连友军也怀疑我们这支装备太差的杂牌部队能否守住阵地。”

军官们悲壮地齐声吼道：“兄弟们都留下遗嘱了，要与日寇拼命，坚决守住阵地！”

何聘儒1937年从军校毕业，分到26师不久就随部队开赴上海，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这位川军老军人几十年后激动地回忆：

“当时正是10月中旬，白天日机轮番轰炸。我所在的152团，10月17日刚到大场，还未接防即遭敌机轰炸，受到较大损失。当日开上第一线一家宅院后，敌军陆上、海上的几百门大炮和一批批飞机又不断轰击，有时还派出十辆八辆坦克向我阵地直冲……我阵地周围，战士的尸体成堆，残肢断体在竹林、树梢上随处可见。唉，牺牲之惨重，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啊！”

何聘儒当时任中尉副连长，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连长对他说：“老子身经百战，伤疤遍体，从来没见过如此凶险的战斗！”

当时他们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全连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连瞄准的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扳机柄，要用麻绳拴着以防掉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

何聘儒回忆说：“但我官兵都有一颗热爱祖国和民族的心，谁也不愿当亡国奴！第一个连长牺牲了，第二个人起来指挥，第二个连长牺牲了，第三个人又站起来......一天换几个连长，升几个排长！”

敌军一阵狂轰滥炸，就要死一大堆人。士兵打红了眼，从尸体下爬出来又咬着牙，用战友的尸体堆积做掩体，士气始终未衰。

有个军士名叫刘芳，身受重伤不下火线，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而死，老子死而无憾啊！”

刘芳一直坚持战斗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几小时后，何聘儒也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

10月23日晨，大场前线日军攻势越来越凶猛。在此指挥的152团团长解固基满脸尘土，声音已吼哑，仍提着支20响驳壳枪指挥部下：“弟兄们，为国家拼死命的时候到了，绝不能后退一步啊！”

解固基1927年春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中共武装旷继勋团，这个团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共产党员）。

赴抗日前线开拔前，他家书寄母，写道：“古人云能尽忠则不能尽孝。愿移孝作忠，以报国家民族！”信中还写了两句诗：“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做故乡人！”

解固基行军途中经常对部下说：“军人要是怕死，民族何由复兴？我部如有一人怀幸存之心，不但为大家所不齿，尤其为军法所难容！”

全团官兵无不振奋，高声回答：“为国打仗，愿战死沙场！”

到10月23日晨，大场前线日军攻势越来越凶猛。

在此指挥的152团团长解固基，率千余官兵与敌血战已七天七夜……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仅10月11日后日军发动进攻大场的战役中，国民党第21集团军3万余人就大部分牺牲。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结束，历时3个月。

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投入70余个师的兵力，动用舰艇40艘、飞机250架。中国官兵同仇敌忾，以劣势装备与敌人拼杀。

淞沪会战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军队的伤亡多达27万余人。日军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4万多人（死9115人，伤31257人）。

这一战役彻底粉碎了日本军方速战速决的迷梦，国际上对中国也刮目相看。淞沪会战将日军死死拖在上海3个月，使长江中下游的工厂、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持久抗战总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参加上海抗战的川军20军和43军26师牺牲惨烈，但打出了川军的英勇气势，为四川人争得了光荣，名震一时，被国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