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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界普遍认为，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

是南京国民政府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制定的基本国策，旨在应对

“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

的形势。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气焰日趋嚣张的日本，为什么蒋介石依然不断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攘外”与“安内”都有着什么样的内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统一”初期：“安内”遥遥领先于“攘外”

面对国家颓势日显、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各国的统治者们都会选择

“安内与攘外并举”

的方针政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安内”的优先级通常会高于“攘外”。

因此，蒋介石一再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本质上是“老祖宗的遗产”。

1）“名义上的统一”

1928年7月1日，

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

。这就意味着，

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同年10月，

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国家正式进入“训政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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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说回来，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

对于当时的中国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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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一本出版于1933年，由日本陆军省发行的小册子《中国国民党之概观》，做出了辛辣的评价：

国民政府的威令，实质上仅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未能实现先前的全国统一。政客和新旧军阀之间依然争权夺势，热衷于争夺地盘，中国仍然持续着内乱。

国民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鬻爵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滥行苛政与军阀时代无异。总而言之，这不过是取代旧军阀而标榜国民党的新军阀的出现而已。

基于“内”的角度看，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境内，主要存在着

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

即以蒋介石为核心的

国民政府中央系，

以胡汉民、李宗仁等为代表的

带有“反蒋倾向”的地方实力派

以及我党领导的

工农革命力量。

三大政治势力的背后，分别对应着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

中央军，

以桂军、粤军、川军等为代表的分布于两广、西南等地的

地方军

以及我党领导的

工农红军。

基于“外”的角度看，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日本。

1927年4月20日，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就任首相。

6月27日，他召集外务省、军部等核心部门的多位要员，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并敲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至此，日本军政界正式将“武装入侵中国”上升到了“国策”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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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日本以外，

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比较尴尬。

鉴于两国在外蒙古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分歧，因此在1927年12月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反苏”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不仅极力夸大苏联的侵华野心，

还一再激化张学良与苏联的矛盾。

进入1929年以后，围绕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东北当局与苏联的矛盾日益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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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新中国要全面“倒向苏联”？

）。

2）为什么“安内”的优先级远高于“攘外”？

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蒋介石不断抛出

“反帝”与“取缔不平等条约”等口号

，旨在寻求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

1929年7月，他在一场面向山东省委与当地民众团体的“训话”中指出：

吾人前半期之革命，对象为军阀，后半期为帝国主义。军阀恶贯满盈，吾人只须以破坏工作，表示民众力量，即可打倒；但对抗帝国主义，非培养真实力量努力建设秩序，并示人以集中统一之实际不可。

不过，他话锋一转，旋即在演讲中极力强调

，“集中统一、建设秩序，是抵御外敌的最大前提”。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坚定地认为，

“要想攘外，必须先做好安内”。

原因很简单，

他本人对“攘外”缺乏足够的决心与决算。

当然，也有观点指出，

“在蒋介石看来，与内部敌人相比，外侮尚不对其构成致命威胁。”

1929年7月，

张学良命人查封了哈尔滨城内的苏联商业机构，并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铁路一线大举进攻；

三天以后的17日，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宣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苏联军队，东北军毫无还手之力。

对此，蒋介石显然早有预判。早在7月19日，他就特意指示张学良：“

即使其（苏联军队）来挑衅，我军应照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万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

进入10月以后，东北军几乎全线崩溃。

但值得玩味的是，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没有发一兵一卒予以援助。原因很简单，

一个棘手的“内部问题”，

需要他尽快解决。

10月9日，

在阎锡山的暗中支持下，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孙良诚、孙连仲等27人联合发布“反蒋通电”。

两天后，

“反蒋联军”

兵分三路开进河南，

与中央军展开了直接对话。

斟酌再三

，蒋介石于17日亲自致电张学良

，“

对暴俄之扰乱边境，不必以强力抵御，用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之法，以应之。而速用全力最速时期以解决西北为要着”。

电文中的“西北”，指代的

正是宋哲元等人。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意图非常明确，

“现在的当务之急，无疑是迅速稳定西北局势；至于东北军，可以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法，没必要继续与之硬碰硬”。

10月28日，蒋介石正式发布“讨冯通电”。

学界认为，这是蒋介石

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

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

进入12月以后，

“反蒋联军”的进攻势头基本上被中央军给压了下去。

作为对比，

孤立无援的东北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资料显示：

苏军消灭了东北军的两个步兵旅合计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与军事物资，摧毁了松花江舰队，同江、富锦以及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等地的所有军队的营房、堡垒以及通讯设施等军事目标彻底毁掉。

除此之外，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几乎被苏军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同江被炸成了一片焦土。

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

张学良决定接受苏联的建议，与之停战议和。

12月22日，双方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

总而言之，

至少在这一阶段，“安内”的优先级远高于“攘外”。

其中，“安内”指代的是

“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带有反蒋倾向的地方实力派”。

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日本、苏联还是其他列强，

它们所构成的压力尚未达到全面威胁统治的程度。

因此，尽管他喊出了“攘外安内”的口号，但主要目的就是想

为自己的“安内”行动做背书”

而已。

3）“内”的变化与“外”的更大刺激

进入30年代以后，国内外局势已经到了近乎失控的状态。

首先，国共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先后调集了60万大军，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展开了三次大规模“围剿”，

但均以惨败收场。

其中，第一次“围剿”损失了1.3万余人，第二次与第三次“围剿”的损失均超过了3万人。

其次，国民党内部再度发生了分裂。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公然拘捕了一直反对自己的国民党元老、担任立法院长一职的胡汉民。以此为契机，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联合汪精卫、孙科等人，

于5月29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

资料显示，新的“国民政府”迅速将粤桂两系的军队整编为第一、四集团军，并与一直“反蒋”的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取得了联系。

7月15日，原隶冯玉祥后来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石友三，与孙殿英、刘桂堂等27人联名发表“反蒋通电”。

不夸张地说，蒋介石一下子成为了国民党内部的众矢之的。

第三，关东军几乎完成了所有“武装占领东北”的准备工作。

在1931年3月和5月，石原莞尔先后发表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与《满蒙问题之我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武装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与时间表。

伴随着“中村事件”与“万宝山事件”的相继爆发，

东北局势急剧恶化（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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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人动了哪些小心思？

）。

第四，严重的自然灾害与相应的赈灾工作，进一步让国民政府内部焦头烂额。

比如在

1930年8月，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资料显示，长江中下游各省暴雨倾盆，绵延20余天，兼之上游山洪暴发，酿成特大水灾，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以及上海局部地区“均沦为泽国”，

“溺毙、饿死者不计其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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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中原农民，为什么要成群结队涌向东北三省？

）。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

在江西督师“剿共”的蒋介石

于1931年7月23日

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一文。他在文中宣称：

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显然，

这里的“内”，

既包含了我党的红军，也有以粤军为首的“反蒋”地方均，双方的“优先级”几乎是一样的；

至于“外”，无疑就是日本。

可即便如此，“攘外必先安内”依然只是一个呼吁“国家团结”的口号而已

，尚未成为主导南京国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国策”。

“九一八事变”后：对内统一，对外妥协

伴随着东北的迅速沦陷与社会各界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

蒋介石需要尽快解决“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这一难题。

对此，他在9月20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日本侵略东北，已成事实，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故内部先当力谋统一。”

这里的“内部统一”，

无疑是促成宁粤两派的尽快和解。

为此，他不仅主动释放了胡汉民，还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意图稳定政治中枢。

可即便如此，双方的分歧并未就此根除。

1）“安内”的逐步落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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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45：日本是如何奴役和残害东北人的？

）。

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在召开于11月份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极力强调，

“要想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

不久，他再度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突袭上海闸北，

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

在国联的调停下，鏖战了数月的双方于5月签订了停战协定。至此，

两国进入了短暂的“休战期”。

围绕“攘外”与“安内”的选择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给出了三种策略，即“先剿共后抗日”、“先抗日后剿共”和“剿共与抗日并行”。

结合史实看，

国民党内部的各方势力一致认可“先剿共后抗日”

，原因很简单：

首先，我党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政不能统一”的根源；

其次，蒋介石认为，建设是实现长期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但前提要“实现国家统一”；

第三，三次“围剿”的惨痛失利，给蒋介石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第四，宁粤两派尽管存在分歧，但“反共”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比如一直与蒋介石

存在严重分歧的汪精卫（拓展阅读

：

末代皇帝vs“革命元老”：溥仪和汪精卫为什么都选择投靠日本人？

）

就认为：

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惟集中力量而后可以内而剿共，外而御侮，惟生产建设而后可以集中力量。

据《十年来和平运动之经过》中的记载，汪精卫一度幻想过

“借剿共之名，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并促成和平”：

就军事的表现来说，将枪口对准共匪，因之对于中日问题，便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谋求解决了。因为日本是反共的，中国既然决心反共，则可由共同反共的见地，替中日和平奠定一个基础了。

一言概之，

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势力的抬头，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贯彻执行。

进入1933年9月，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百万之众，再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最终造成了我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从1934年10月以后，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与此同时，

白区的革命力量也蒙受巨大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蒋介石不断调兵遣将截击红军的同时，

还“顺便收编”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与国民政府若即若离的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

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中央一体化”进程再度迈进了一大步，

两广地方当局的“天然屏障”也被彻底抹去了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不肯放弃现有准独立状态，更不愿意与蒋介石主动和解的两广地方当局，最终以

“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为名，在1936年6月1日发动了“两广事变”。

在蒋介石的分化与收买下，

粤系军阀内部迅速崩溃，

大批粤军将领主动“改旗易帜”，纷纷投入蒋介石的麾下。6月18日，沦为了孤家寡人的粤军首领陈济棠亡命香港。这就意味着，

广东正式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直辖范畴。

待到广东局势稳定后，

蒋介石一度想调遣大军讨伐广西。

但在各方人士的调解下，

他与李宗仁等人达成了和解。至此，“

两广事变”宣告结束。

对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在日记中兴奋地表示：

“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

2）“攘外”进程中的“无奈妥协“

蒋介石认为，

“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

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他就对“最后关头”的内涵进行了多次说明。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演讲中指出：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

由此可见，

他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还是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即

“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

。

可即便如此，

蒋介石依然将“安内”的优先级置于更高的位置。

比如他在1932年1月发表的一场题为“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中指出：

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

在蒋介石看来，考虑到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不足以与日军相抗衡

。

因此，

“对日妥协”是更为理性和务实的选择。

对此，有学者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

详细阐述“最后关头”的内涵，

既是其

“在日本压迫威胁其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也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1932年10月，旨在调查“满洲问题”的李顿调查团，向国联递交了带有绥靖色彩的“李顿报告书”。蒋介石判断：

倭寇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独立。

至于他给出的应对策略，是

“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由此可见，

他已经做好了“失去华北”乃至“失去整个中原地区”的心理准备。

1933年4月，日军大举进攻华北，

并在一个月后占领了通州，

平津局势危急。

在得知日军越过长城后，蒋介石一度在日记中写下了

“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

一句。

可即便如此，

蒋介石依然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第五次“围剿”上面。

他不仅设立了南昌行营，还亲自赶往前线督战。资料显示，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多达50万人，是抗日中央军的10倍以上。

看到

越来越多的国军将领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在回电中言辞激烈地表示：

外寇不足虑，内匪（红军）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决无以御外侮。乃复闻我在赣直接负剿匪责任之各将领，亦多以内匪难剿，意在御侮，以博一时之虚荣。

此种心猿意马、南辕北辙之心理，未有不归之灭亡。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进入5月份以后，中日两国代表正式开启谈判。

5月24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等人，

“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

5月30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

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是一场谈判，

倒不如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命令”。

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所说的那样，

“中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责地表示：

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上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懦，不胜惭惶、然而彼既签字，则我不能不负责自任，勿使敬之（即何应钦）更加为难也。

基于

“休养生息”和“厚积薄发”

的双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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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在签署了《塘沽协定》之后，日本政府的

对华态度呈现出了较大幅度的缓和迹象。

首先，关东军主动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关隘中撤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

其次，东北和关内实现了通邮和通车，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从原来的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第三，日本军政界大灌迷魂汤，不断将“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挂在嘴边，宣称“今后欲打破中日问难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比如他曾在日记中指出

，“季陶言，只要中国能争气自立，则日本必为我良友，决不敢驾乎我之上”。

1934年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一场题为《中国之外交政策》的演讲。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他将之归咎于

“自己不够争气”：

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中国两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

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的敌人。

同年7月，

他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学员的讲话中，依然“心有余悸”地表示：

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命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

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太不知道敌人了！

1934年12月20日，

《外交评论》上刊载了一篇由蒋介石口述，秘书陈布雷执笔的长文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对于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他在文章中居然如是写道：

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实际上，直到1935年10月，他依然悲观地表示：“

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

3）“对日妥协”的几个关键点

那么问题来了，

蒋介石的“对日妥协”都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质？

对此，国内学界归纳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对日妥协”的底线，是“保证民族与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

蒋介石坚持认为，“对日妥协”的目的，是“

为了可能要发生的攘外战争中争取时间，赢得生存的必要力量和空间，以空间换时间，以小空间换大空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

对此，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

因此，在当时的对日交涉过程中，蒋介石

一直主张不订约、不讲和、不留文字证据，

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更充裕的准备时间。

其次，蒋介石本人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甚至会主动做出一些“对日亲善”的举动，但正如日本人所观察到的那样

，“蒋介石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

比如他不仅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

还在1932年12月与苏联签订了恢复邦交的协议。

有学者认为，

蒋介石之所以会与汪精卫分道扬镳，

本质上就是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逐渐向媚日亲日蜕变的汪精卫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反映。”

第三，蒋介石的妥协，也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一种方法”的考虑。

对此，汪精卫曾指出：“

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只能想些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腾出一些时间来，在内政上做种种准备工作，以加强我们的抵抗力。”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不仅提出过

“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

的观点，还

“自比越王勾践，以岳飞、史可法等自励，表示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用发展的眼光看，

“虽然这种以羊饲虎政策的实际效果颇值怀疑，但其以一定的代价迟滞日本侵略步伐的用心，确也不能忽略。”

第四，蒋介石确实一直酝酿着“集中力量加速开展各项建设，充实国防力量”的尝试。

1932年11月，他

设立专门机构

“国防设计委员会”，

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军事、国际、财经、文教、工矿、交通、农林等方面的调查并撰写专题报告（

拓展阅读：

主张“对日妥协”与“拥蒋”的胡适，到底算不算是汉奸和卖国贼？

）。

1935年4月，

该机构改组为

“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

在继续从事既定工作的同时，

开始着手创办经营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企业。

资料显示，

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

该委员会不仅汇集了大批科技工作者和技术工人，还投资2000余万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抗战爆发后，这些机械设备大多被安置于大后方，成为了维系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另外，南京

国民政府在1934年1月确立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方针”，

并实施了意图整军备战的“五年计划”。

截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主要工作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

组织实施国军整建计划，整理陆军、维持海军，发展空军，加强各级军事教育，使国民党军人员、器材、编制、番号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提升了战力。

颁布兵役法，实行兵役制度，动员备战。

实施国民军事教育，进行民众组训。

拟具并局部实施了“军需工业动员法草案”，使陆运、铁运、水运、通信等纳入国防规范，并建立了适应战时总动员的后勤综合协调服务体系。

积极从事兵工研究及兵器制造。

修筑国防工事及加强江海防要塞。

加强粮食、被服生产及储备。

加快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尤其是注重大后方西南、西北的交通建设与控制。

加速发展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基础产业。

统一币制，调整金融，增加财政收入。

1935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启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用发展的眼光看，“安内”的主要内容，已经

逐步从“剿共”与“统一地方势力”转向了“加速国家建设，增强综合国力”。

坦诚说，尽管上述举措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尽如人意，均未达到预定目标，

但也给日本人带去了一定的麻烦。

对此，时任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曾在1936年撰文指出：

“五年来，蒋介石先生历次表示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准备抗日，这是天下所共闻的。”

《何梅协定》签订后：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1935年5—6月间，

日本政府以

“两名亲日媒体人被暗杀”和“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

为由，再度向南京国民政府发难。

与此同时，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先后向何应钦提出了

“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

等极为无礼的要求。

7月6日，素来以“亲日”著称的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承诺”同意酒井隆提出的要求，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1）步入1935：中日关系的急转直下

正在忙于“剿共”的蒋介石

在得知《何梅协定》的具体内容后大受刺激。

他在5月30日的日记中悲愤地写道：

倭寇紧逼，只有以缓处之。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

不过，话说得再狠也无济于事。

6月22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

与其抗战失败而失平津，不如自动撤退免倭借口，以期保全平津而图挽救。此总退却之胜利也。”

7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指出：

“倭态渐变，似有缓和趋势，应十分注意运用方法，毋忘转入主动地位。”

由此可见，

在处理对日关系上，蒋介石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当日本方面逼得太狠时，他就会在日记上讲几句狠话；一旦日本主动做出缓和缓姿态后，他就如释重负，回到了消极退让的老路。

与此同时，日本军政界已经得出结论，

“当下是直接控制华北的最好时机”。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关东军对满蒙地区的控制，已经得到了有效巩固，可以腾出手来大举兴兵入关；其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崛起与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使得英法等传统列强根本无暇他顾远东局势。

8月6日，

日本陆军省提出了《关于对北支政策》的计划书，

希望华北五省“不受南京国民政府政令的支配”。9月，外相广田弘毅向时任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传达了日本政府制定的“中日外交三原则”：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即要求前者不得借助英美等国的力量牵制日本；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需要对“满洲国”予以足够的尊重；

第三，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防止中国北边一带的“赤化趋势”。

如此过分的要求，令蒋介石大为光火。

他在日记中愤怒地指出：“

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11月中旬，日本一手导演了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实际上，这里的“自治”就是

“要求华北五省二市，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并主动接受日本的指导”。

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的，关东军司令官

南次郎

派遣土肥原贤二赶赴北平，向兼任

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

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他在20日前宣布“自治”。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举措只是日本政府的虚张声势而已，因为他们并未做好大规模南下的准备。

因此，无论是人在北平的宋哲元，还是驻守在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山西的阎锡山，都没有接受“华北自治”的要求。

最终，

土肥原贤二只能“策反”河北专员殷汝耕，

在冀东地区成立了一个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政权。

但是，日本军队在平津地区频繁举行“军事演习”的行为，

使得当地的空气中弥漫着十足的火药味。

对此，北平一个青年学生在致《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信中如是写道：

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

1935年12月9日，

北平城内的数千名大中学生，高呼“援助绥远抗战”与“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发动了宣传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不久，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纷纷成立救国会。

这就意味着，“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2）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进入1936年以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可起来。

比如他在年初的日记中指出

：“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既决心对倭，则一切纷纭之论，内外皆可不计。”

不久，日本境内爆发“二二六事变”。

对此，蒋介石做出了

“倭变为叛者胜利，达成其少壮派之目的，则祸乱日急，侵略必益急”

的判断（

拓展阅读

：

所谓的“满蒙非中国”理论，里面究竟都讲了些啥？

）。

值得注意的是，

围绕“满蒙问题”，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

大有兵戎相见之势。蒋介石认为，

“一旦日俄开战，不仅可以减轻日本对中国的压力，还有助于争取苏联的援助”

：

世界战争必起于倭俄，以其意在促成俄德战争，窃以为倭俄开战则德必乘机攻俄也。倭俄与蒙伪边境冲突较前加紧，其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俄蒙协定订立之时，即倭俄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渐离黑暗之势。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经变得极为强硬：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值得注意的是，信中不仅强调

“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还将蒋介石称为“蒋委员长”，

这在以往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可即便如此，

蒋介石依然对中共的诚意有所猜疑。

他依然坚定地认为：“

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与此同时，他一直妄图使用武力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

对张学良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请求统统予以拒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拘禁了来陕督战的蒋介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

拓展阅读

：

读书笔记：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后悔了吗？

）。

坦诚说，

这场“兵谏”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对他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他终于意识到，不仅全国的大多数民众都在要求抗日，即便军队内部也早已对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忍无可忍。

另外，我党在多方斡旋过程中展现出的诚意与坦诚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12月25日，在各方势力的共同努力下，他接受了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等六项主张。

至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成为了各界的一致共识。

尾声

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蒋介石指出

：

中国是弱国、穷国，一直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中国的任务，是尽力避免和推延与强大的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全在乎日本之本身，中国的因应终究须以日本的动向为依归。

用发展的眼光看，从起初实际是难寻底线的退却，到逐渐以保全华北作为最后的抵抗线，再到最终奋起抗战，蒋介石走过了在他看来是符合逻辑且“不得不走”的漫长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也共同经历了一段沉重且痛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