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维新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了，人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反对。事实固然如此，但种种迹象表明，慈禧太后起初对变法维新并不反对。

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就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对于光绪帝急于变法的要求，慈禧太后并未严词拒绝，她开出的条件也只是“戒帝毋操之过急而已”。也就说，慈禧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只是步伐不能走得太快，要有序而渐进地实施变法。

相对于咸丰帝来说，慈禧算不上是保守派，这一点从同治时期她对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中可以看出。更确切地说，作为大清最高权力的掌舵人，慈禧只是一个讲究实际利益，注重眼前实际情况的务实派。

掌权三十多年来，慈禧一直在尝试着改革，办工厂、设电报、建海军、修铁路、造轮船、派遣留学生。喧闹一时的洋务运动如果离开了她的支持，必定无法是无法开展的。在她看来，大清朝到了这个地步，变革是必须的。但她担心的是，这帮主张变法的年轻人到底是要变革还是夺权，会不会让时局变得难以收拾。

事实表明，变法之初，慈禧对康有为等人也并未有恶感，甚至还为他们的热情所打动。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和推进，慈禧发现事态根本不是朝着她所希望的方向进行，维新派越走越远，触碰到她的底线。主要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康有为对变法的前景过于乐观，并显示出不成熟的判断。康有为不切实际地向光绪断言：“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方掌耳。”

他向光绪帝保证，如果实行变法，中国就会“三年而宏观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年轻而毫无经验的光绪皇帝完全相信了康有为的这一片高言大论。

其二，康有为主张大变、快变、全变，采取大跃进的方式，企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解决中国数百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主张将旧有的官僚机构，如六部堂官等，全部废除，另立新的机构。并且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彻底堵死帝国官僚制度的命脉，从根本上断绝传统读书人的守旧心理。

这个出发点固然没错，要想彻底变革，就必须要将旧有的官僚机构进行大换血，而且也应该要实行新式教育，选拨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但力度太大，必然也会损害广大的官僚集团和读书人，这就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

其三，挑拨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采取了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策略。康有为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他还打算策动兵变，包围颐和园，用武力除去慈禧太后。

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也没错，可康有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实力，一群手无寸铁、没有高官显爵的书生，想要对付一个历经艰难，几次垂帘的掌权太后，无疑是以卵击石。康有为连这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足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其四，主张把西藏卖给英国，以此钱作为变法的经费。变法涉及的面极广，所需的经费极多，而当时的大清朝财政拮据，拿不出这么多钱。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将西藏卖给英国，得个好价钱。有了这些钱，便可大力推广新法。

康有为也不想想，早些年时，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慈禧太后乾纲独断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硬是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了大片疆土。而此时的康有为却要将西藏出卖，上有列祖列宗，下有亿兆臣民，如何交代？

康有为这一系列书生意气的做法，不仅突破了慈禧的底线，也大大加剧了慈禧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一场变法维新运动转而成为了夺权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决定改变主意，废止新政，从而也注定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政治命运。应该说，慈禧的做法有不妥之处，但换成任何一个掌权者，都会像她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