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秦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即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第二阶段是前221年至前207年,秦统一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帝国,中国从此迈入封建社会,而后在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的浪潮中仅传二世而亡。
秦国能够在五百多年时间里从偏居西北一隅到吞并六国,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暴力,这里既有天时和地利因素,也有人和因素。
而帝国仅仅统一十五年就轰然倒塌也是因为其建国的暴力统治基础导致。天时——西北恶劣条件锻造战斗民族基因
秦国的历史最早应追溯于公元前900年以前的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始祖嬴非子给周孝王管理马匹。
我们可能听着熟悉,没错,嬴非子的职务就是大众熟知的弼马温,但是嬴非子比三心二意的孙悟空强得多。
他工作认真,把马匹管理得非常好,周孝王认为他养马有功,就把他分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于是嬴非子就地取氏,姓嬴氏秦,号为“秦嬴”。
那个时候的周朝管辖面积仅限于中原华北一带,再往外都是边疆蛮夷之地,由周天子分封诸侯在各地镇守。周孝王把嬴非子弄到甘肃就是为了抵挡西戎,守住周朝的西大门,所以说,嬴秦并非西戎血统,而是从内地迁徙过去的汉人。
比如考古人员发现,秦与戎两个部族的遗址出土的文物风格迥然不同,秦文化主要来自周文化,而戎人的文化则来自寺洼文化。
可以想象,几千年前的西北环境恶劣,加上身处西戎蛮夷地区,秦人先祖是多么的艰苦。
公元前858年嬴非子死后,西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经常骚扰西周边界,秦部落作为西部边陲最前线,与西戎展开激烈斗争,秦氏有两任首领被俘虏。
但同时,秦人经过长达百年的惨淡经营和战争洗礼,已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并走向强大。
恶劣的自然条件、险恶的生存环境使这些来自中原的汉人摆脱掉安逸文弱的性格,注入西北彪悍尚武的基因。有了战斗的实力,下一步就是谋求更多利益,很快表现的机会来了。
前770年,申侯联合西北犬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秦襄公率军营救,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与郑、晋等诸侯立幽王故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
前769年秦襄公带兵护送周平王前往新都城洛阳,至此西周灭亡,东周开始。
秦襄公因护驾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秦在这时才有了与晋国等中原诸侯平起平坐的资格,之前一直是附庸部落。
此后秦国数代国君讨伐西戎节节胜利,不断获取战略生存空间。在前677年至前621年秦穆公时代,向西扩张千余里,占有整个关中平原,称霸西戎,实现崛起,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
地利——南取巴蜀,稳坐关中,俯瞰中原
如果说秦人称霸西戎是奠定诸侯大国的基础,那控制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就是逐鹿中原的本钱。
虽然这里在当时是华夏文明区的最西端,但地缘位置却远好于长江中下游的河南、山东等华北平原。
关中地区的西部是干旱的荒漠、半荒漠,北部是荒漠草原,南部是巍峨高大的八百里秦岭,北、南、西三个方向没有强敌。
虽然有大量的夷狄少数民族,但秦人一直以来处于与他们杂居和几个世纪的斗争状态,但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已经称霸于西戎,形成“西戎八国服于秦”的局面,消除了来自少数民族的威胁。
至于东部,关中平原与华北之间是太行山和秦岭,秦人只要扼守函谷关,即可关闭西北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秦国四面都有山脉、荒漠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而且关中地区地形平坦,中间有黄河渭水穿过,充足的水源适宜发展大规模耕作农业。
张仪曾向秦惠王称颂关中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夷,沃野千里,蓄积多饶,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称号早于成都平原,说这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一点也不为过。
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实力再上一个台阶,秦惠文王向南攻占巴蜀地区,取得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
这里位于长江上游,气候温和湿润,农业发达,是一片富饶之地,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很大程度取决于气候自然条件。
秦国很幸运,趁中原诸侯军事争霸无暇西顾时,向西向南扩张,取得关中和巴蜀两大农业生产区。
对于秦国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有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形成广阔的国土拓展空间和战略大后方,发达的农业能够哺育充足的人口,为秦国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所以,对比东方六国,秦国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对整个东方有以高凌下之势;周围山围水绕,外敌难以入侵,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关中和巴蜀两大平原,农业基础雄厚,在诸侯混战的年代积蓄充足的底子。
人和——商鞅的奖励军功制度和都江堰、郑国渠战略性水利工程
秦穆公以后,秦国继任的国君多是碌碌无为之辈,秦国大约沉寂了一百多年,但是和东方其他国家衰落后的一蹶不振不同。
秦国的沉寂只是缺少一个领路人,因为秦国的底子还在,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终于在前361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启战国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最成功的变法,因为商鞅变法如同打通了秦国的任督二脉,从此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最强军事力量。
商鞅改革的核心是废除世卿世禄和奖励军功爵制度。
过去的秦国和东方其他诸侯一样,奴隶主旧贵族掌握国家机器,世代享受丰厚的俸禄,而商鞅直接废除这项制度,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军功爵制度,即把爵位分成二十个等级,不同的军功对应不同等级,等级越高获取的俸禄和待遇就越高。俸禄是以实物的形式发放,主要是粟米,最低一级50石,每提高一级增加50石,同时还赏赐不同数量的田地、仆人。
军功爵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士兵战斗的积极性,而奖励军功的证据是敌人的人头,就是说在战后,把敌人的人头砍下来,带回军营,作为证据。
可以想象秦国在与东方六国作战的时候,每个士兵腰间挂着一圈人头,挥舞着大刀向你砍来,估计东方诸侯的士兵没开打就吓尿了。
当然,商鞅这么做也是有底气的,首先秦国的士族与东方诸侯国的公族截然不同,比如百里奚、蹇叔等士大夫家族均为外来人才,缺少政治根基,没有太多话语权。客卿是构成秦国官僚政治的主体,楚国吴起变法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楚国旧贵族势力过于庞大,而吴起又操之过急。
其次秦国凭借待开发的广袤耕地,促进军功爵制度的落实,因为秦国有地可分,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把土地潜力开发出来,实行土地私有化,从而与奖励军功相匹配。
魏国韩国齐国也实施变法,但是最后都功败垂成,他们本身土地面积不大,没有利益驱使,仅凭君主和改革派官僚个人意志推动,一旦诸侯王公死去,改革也就随之“入土”。
另外,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等水利工程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尤其是都江堰发挥出极大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小结
在小编看来,秦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下,成为战国时期恐怖的军事集团,但缺乏足够的人文积淀和文化底蕴,如同伪装成国家的军营,也可以说是加强版斯巴达。
正是因为这一缺陷使秦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暴力政权,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到了和平时期就行不通了,秦国在统一之后依然暴力治国,最后逼的农民起义,二世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