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伯让位，其实是一场祖父为了孙子逼走儿子的悲剧，真伟大！
“重读史记”第一季 第七期
大家好，我是读者。关注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历史世界。
“世家”的起笔又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从《吴太伯世家》。这就很奇怪了。
前面几讲我给你介绍过，“世家”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记录周代的诸侯，在这些诸侯里，吴国其实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存在，地位和影响力都有限，与齐国、鲁国、燕国比差得很远。
按道理来说，“世家”的第一篇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轮都轮不到吴国。那么，为什么司马迁要从《吴太伯世家》开始写起呢？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把焦点放在道德上，关注吴太伯的礼让，把国家权力让给弟弟。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开拓，他和弟弟离开了发达的黄河流域，奔赴吴地，开拓荒蛮的长江流域，促成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第一次跨地域交流和融合。
接下来，我们一一来看。
礼让精神的秘密
说起“太伯让国”或者“礼让精神”，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不过其中的故事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比较陌生，我在这里再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嫡长子，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吴太伯有两个弟弟，一个是仲雍，一个是季历。其中，季历最小，能力也不如他的两个哥哥，正常情况下是轮不到季历来继承的。
但是，季历后来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周文王姬昌。周太王认定，姬昌将来会让周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是，要让姬昌成为国君，得先让姬昌的父亲季历成为国君才行。
那怎么办呢？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吴太伯与弟弟仲雍看出了父亲的苦恼。于是，这两兄弟主动放弃了继承权，还一路远逃，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国。季历因此顺利成为了新一代的国君，进而让姬昌成了下一代的继承人。后来，姬昌果然让周发展壮大。
这就是著名的太伯让国的故事。
不过，在我看来，吴太伯的礼让精神虽然可贵，但并不足以成为“世家”第一人。司马迁选择吴太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吴太伯兄弟二人远走他乡这件事情本身，特别重要。
吴太伯兄弟二人为了成全弟弟，选择离开黄河流域，逃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长江流域。在这个过程中，兄弟俩把黄河流域的文化、生产经验也一并带了过去，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的交融，并在当地成功组建了一个新国家，吴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跨地域融合、交流的大传统。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一些人意识不到这件事有多重要。别急，我给你大概介绍下，在吴太伯时代黄河与长江意味着什么，你就能明白了。
孕育华夏文明的黄土层
在今天，长江流域是要比黄河流域发达一些的，但在吴太伯的时代，是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发达。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古代是农业文明时代，农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形式。而早期农业文明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
第一，有肥沃的土壤层。第二，有丰富的水资源，最好是多条河流的交汇点。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网状体系，更充分地发挥水路的运输作用，在多个方向上进行人和物资的移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一起来看早期中国的地理形态，你会发现，黄河流域本身有非常发达的水系，而且还有优质的黄土，非常适合早期农业的开发。
而要论起当时最优质的发展区域，第一个就是关中平原。而从关中平原向东，一直到汴水，更是有接连不断的河流交汇进来，这就大致沿着黄河，形成了一个东西走向的生产带，也是司马迁那个时期最发达的地带。
在长安附近，按照汉武帝时期大才子司马相如的记载，足有八条大河流交汇于此。这八条河流之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泾水和渭水。
这就是为什么，西周的王城镐京、秦的国都咸阳、汉和唐的长安，虽然具体位置不断移动，但无论怎么移动，基本上都不会远离泾水和渭水的这个交叉点，而且怎么移也不会移到交叉点以东的地区。因为这两条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交叉点以西支流较多，以东就不免大打折扣。
而且和如今我们印象中的黄土高坡，干旱、黄沙漫天的印象不同，当时黄河流域的降水和湿度非常适中，气候远比今天要好得多。像大象、犀牛、鳄鱼与竹子，在黄河流域的早期历史中都是存在的。
尤其是竹子。直到司马迁的时代，大片竹林，仍然是关中地区的重要景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还特别提到，在渭水岸边经营一千亩竹林，或在齐鲁地区经营一千亩桑麻，资源可以匹敌一个千户侯。这和今天的黄土高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景象。
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江流域就没那么繁荣，甚至可以用“蛮荒之地”来形容。
比如，沿长江的航运交通线，当时是不存在的，沿江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是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根本就是无人区。今天从武汉到荆州，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但在早期中国，这里密布着湖泊、沼泽和半沼泽地。直到三国时期，这里的交通依然极其不便。所以，曹操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败退，才会遇到巨大困难——这里本来就缺少供大兵团移动的道路。
而且，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天”，意思是说，这里环境恶劣，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而在比司马迁更早的吴太伯时代，长江流域的开发程度只会更低。
文明交流的使者
明白了当时黄河与长江的基本状况，你就会发现，吴太伯兄弟的远走，不光是“将国君的位置让给弟弟”这么简单。他们是从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去了一个极度不发达的地区。而吴太伯兄弟不光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生活了下去，还把先发地区的经验和技术带到了这里，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
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追随在这兄弟二人身边定居，形成了新的聚落，最终发展成了新的城邦。这就是《史记》里说的，“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
以此为基础，太伯兄弟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后来，因为吴太伯没有子嗣，所以太伯死后，仲雍就成了当地的部落首长，以今天的苏州地区为中心，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吴国。
到仲雍的曾孙，周章和虞仲的时代，正是武王伐纣的时代。周武王灭商后，正式册封周章为吴国的国君，相当于将吴国纳入了周的分封体系。虞仲则受封为虞国的第一代诸侯，封国位置就在咱们今天的山西省南部。这就意味着，长江流域的文明又由虞仲带到了黄河流域，推动了江河文化进一步的交融，发展。
司马迁自幼熟读古代典籍，当他读到这一段历史时，忍不住感叹，“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意思是，原来中原的虞国和遥远的吴国，是兄弟之国啊！
听到这儿，你应该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吴太伯能成为“世家”的第一人，当然有让国的道德因素在，但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远走他乡直接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发展，开启了中华跨区域的文明融合的大传统。试想一下，如果最边缘的地区与最核心的地区是兄弟关系，其他地区的联系只会更加紧密，这就变相让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一种天下一家的形态。因此，我认为这才是吴太伯对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开创性贡献，也是他作为《世家》第一人当之无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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