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随着国内大战节节失利，蒋介石不得不为自己的“退路”做打算。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退守之地只有三处，分别是易守难攻的蜀中西南，二是背靠大海的海南，最后才是孤悬海上的台湾。

面对三个选项，蒋介石犹豫不定。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北靠秦岭，东临长江，南有横断山脉，又是抗战发祥地的西南最为理想。这才有了1949年10月，广州失守，国民党当局将全部家当迁往重庆、成都的举动。

然而，就在他举棋不定之时，一个神秘人物却将其引向了台湾。也是这个决定，才让蒋介石霸占了台海数十载，直至蒋家王朝的灭亡。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强烈建议毛主席先夺台湾，以断蒋家最后气数。

虽然历史结果已经人尽皆知，但是，蒋介石的指路人，毛主席的“预言家”到底是谁，仍旧不免让人心生好奇。

蒋介石身边的低调幕僚

蒋介石身边最著名的文胆叫陈布雷。他一生忠于蒋介石，与其关系非同一般，被蒋介石视为“当代完人”，凡有大事，必与之相商。

在他死后，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们非但没有弃他而去，反而竟有人替代了陈布雷的位置，成为蒋介石的新心腹。

此人出生在浙江宁波，跟蒋介石是老乡。其祖上曾是前清举人，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绅，对家乡的教育和水利建设贡献颇大，因此，算得上书香门第。

据说，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小就接受良好教育，前半生不是在学校被教育，就是在学校教育别人，跟政治、党派什么的沾不上半点干系。

然而，就是这么个在民国政府执掌权柄时甘心做个学者的文人，竟然在陈布雷自戕后，愿意顶替他的位置，低调地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更出人意料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之时，选择帮助蒋介石急逃台湾。这个人，就是素有中国人文地理学之父美誉的张其昀。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历里，张其昀在史书上的成就大多是关于他在中国地理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以及在台湾兴办学校，甚少记载关于他参与政治，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生平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张其昀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对教育极为重视。据说，张其昀12岁那年，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张家陷入经济困境，吃饭都有点费劲，别提孩子上学读书了。

如果是一般人家，肯定让孩子辍学一阵，缓解压力。但是，张其昀家却不同。其母为了能让他到外地的好学校读书，不惜欠下外债。临行前，还对他说，竹笋固然可口，但如果培养成竹子，则用处更大，以鼓励他好好学习。

这件事情对张其昀的冲击很大，令他大哭一场，痛下决心，不辜负父母对他的付出。

此后，他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担任教授。

1941年后，他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批聘用的正式教授，有了编制，还在中国地理学会搞了个总干事丰富业余生活。

尽管年少时，张其昀受的是本土教育，没留过学，但连美国国务院都曾邀请他，到美国著名学府——哈佛研究讲学。

如果不当蒋介石的幕僚，张其昀的履历中将满眼都是学者大儒。

但是，千万别小看张其昀这段学者经历，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选择。

首先就是南高的教授们，对张其昀的影响至深。他的受业恩师是中国著名地理学大师竺可桢。自入校起，就一直充当竺可桢的助手，跟在其身边。

1936年，竺可桢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招揽了不少“学衡社”成员加入，张其昀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工作和学术上紧跟老师的脚步外，在思想方面，张其昀也深受南高老师的影响，学衡社就是其中之一。

张其昀在南高上学期间，有位教哲学的教授叫刘伯明，非常看不上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便创办了一本叫《学衡》的杂志，专门用来宣扬共和国民精神。

久而久之，认同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便自然结成了一个“学衡派”，坚定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由此便诞生了“学衡社”。

从这个思想认同就可知，张其昀在选择政治阵营时，是不可能认同敢于推翻旧思想的共产党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间接证明张其昀的政治倾向。

1931年，在东北曾发生过一件，由日本人利用假新闻引发的“万宝山事件”。

事件发生后，张其昀曾带着6名学生，以南满为中心，进行了为期55天的地理考察活动。期间，他们曾调查过“万宝山事件”，遭到日本警察的纠缠。

当年7月23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一纸安内攘外书，将此次冲突与国内军阀混战，共产党崛起联系到一起，声称引发此事皆因军阀作乱，“赤匪”当道，日本人才惹出的事端。声明发出后不久，张其昀就受到日本警方调查，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这些原因最终让张其昀加入了蒋介石的阵营，还被对方引为知己，听从他退居台湾的建议。

据说，他为了给蒋介石找退路，曾亲自前往台湾考察。回来后为蒋介石列出三条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的理由。

在他的建议下，蒋介石这才任命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陆续迁移至台湾。

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时，张其昀极力主张蒋以“党内总裁”身份主持“党国大计”，令彼此关系更进一步。

于是，在那年的夏天，应蒋介石之邀，张其昀离开大陆，在台湾当上了国民党办公室“秘书组组长”，成为蒋介石后期重要的幕僚人物之一。

毛主席身边的“预言家”杨杰

就在张其昀利用自己所学知识为蒋介石谋划之时，毛主席的身边，同样出现了一位神秘人物，曾劝说毛主席要先夺取台湾，以绝后患。这个人就是国军将领杨杰。

说起杨杰将军的经历，可以用“老资格”形容。他生于光绪26年，是云南白族人，本来在大理数文书院读书。

可是毕业后，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竟然弃文从军，先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保定北洋军官学堂学习军事。

1911年，他留学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兵科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算得上中国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那批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返回国内，担任武昌革命派的北伐联军总务部次长，直到事件结束后，杨杰将军才重新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在杨杰的军旅生涯中，这样的事情不少，作为一名将领，他一点也不在乎军衔、官位，常常是“事了拂衣去”。

1915年，他参加了护国战争，在滇军将领唐继尧麾下担任第2梯团第5混成支队长，作战期间，杨杰履历奇勋，被授予陆军中将之衔，还曾在北京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杨杰依旧没有安于现状，于1920年重返日本，再度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校读书。

因此，与很多军阀将领不同，除了阵前杀敌，杨杰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谋略。凭借这一点，杨杰在蒋介石北伐成功后，立刻就成为了蒋介石最直系的心腹。

最关键的是，杨杰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还救过蒋介石一命。这些经历，都让杨杰在军中威望甚高，无人质疑。

然而，如此重要的国民党将领，却在抗战后期与蒋介石愈来愈疏远，甚至直言：“蒋介石不足与之共事。”

二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杨杰极为拥护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认为应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中国才有希望。

而蒋介石采取的不可抗政策，围剿共产党，都让杨杰非常看不上，认为蒋介石私心太重，与国家无益。

再加上1938年到1940年间，他担任过驻苏大使，对共产主义具有一定认识，与蒋介石的隔阂也就更深几分。

当然，蒋介石也早已洞悉杨杰的心思。所以在杨杰归国后，他只给了杨杰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差，并派军统特务对其严加监视。

1948年以后，杨杰与蒋介石之间的对立日益公开化。杨杰利用自己的出身积极拉拢西南各省军阀，还与国民党内部的张群等人频繁往来。

更令蒋介石紧张的是，昆明的卢汉也与其往来密切。由于这份恐惧，蒋介石多次组织特务暗杀杨杰，其中就有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杨杰综合手上的信息，逐渐掌握，蒋介石退守的消息。

由于杨杰自己与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军阀关系甚密，因此据他判断，蒋介石不会以蜀中为自己的大本营。因此，他秘密预判了蒋介石的逃跑路线，并将其透露给了共产党。

只是，战败的蒋介石不肯放过杨杰，得知他秘密逃往香港后，毛人凤对其下了追杀令。

而后在杨杰养女家发现的一本日记中得知了杨杰在香港的藏身地。

1949年9月19日，毛人凤派遣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暗杀杨杰。叶翔之带着四名手下，伪造香港名士贺耀祖手信，骗取了杨杰开门，随机用手枪射杀其头部，致使杨杰当场身亡。

至此，蒋介石幕僚张其昀在台湾兴办教育，而爱国将领杨杰，却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