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话剧《北上》剧照。尹雪峰摄

《北上》是一部内容与形式各领风骚又有机融合的话剧。它让我们领略到了舞台艺术特有的魅力。

要说清楚这部话剧，可能先要从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说起。也许在多年以后，有人会将《北上》这部长篇小说读成一部历史——关于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我们能想象，徐则臣在写这部长篇小说之前，做了多么详细的考察工作和田野调查。那些写运河史的史学家们，也许付出的精力比徐则臣还要多。他们看了许多历史记载、面对了许多有关运河的文物，但是徐则臣感应历史的方式与史学家们大不一样。他感应历史的方式，是一个文学家的感应方式，与史学家们的兴趣点、关键点也不一样。

一部写个人经验的小说，也可以呈现出丰厚的、博大的集体记忆；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呈现出坚不可摧的历史真实。这大概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

那么，话剧《北上》是否延续了小说体现的历史精神呢？我以为是延续，并且很好地延续和发扬光大了。杭州话剧艺术中心选择《北上》进行改编的原因，大概其中也有这一点：作品的历史感。剧中，从杭州到扬州，从扬州到淮安，从淮安到聊城再到通州，我们看到的既是船的航行路线，又是历史演进的路线。小说深邃的历史感，原先在文字里，现在在舞台上，在灯光里，在造型里，在表演中，相对于小说而言，“历史”变得更加直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话剧《北上》已经不再是小说《北上》。

我们大概都注意到了这部话剧别具一格的架构：它既有竖线，又有横线，既在从前，又在现在——从前与现在经常是在同一个时间内于舞台同一空间中进行的。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但又是相互呼应的。

这样一种架构方式，也是吸纳了小说的结构。小说《北上》写的是一条蜿蜒中国南北的河。写河流，很容易就会“顺流而下”，按河流的流淌方式，将作品搞成一条河的架构。顺时序、顺空间前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徐则臣打破了我们的预测。小说时间从1901年一下子跳到了2012年、2014年。当我们以为它要成为河流架构时，它又跳回到1901年，甚至溯流而上，到了1900年，最后又写到了2014年。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架构，让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千回百转、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记得2019年，原著小说《北上》研讨会上，我曾说：“这种安排，是否有值得我们探究的意味呢？但至少构成了一种阅读的魅力。”加之叙述人称的改变，我们不住地猜测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来龙去脉，我们一定会有人世无常却有常的感叹与对命运的哲学思考。

通常，我们会说，小说是一门说事的艺术，哲学是一门说理的艺术。但，我另有看法：小说完全可以说理，关键不在于说，而在于怎么说。小说本就应该给人“理”：人生的理，生活的理，事物的理，天地的理。小说《北上》离不开这些自然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理。书中有很多精彩的富有哲理的句子，它们顺理成章地镶嵌在行文中，使这部小说变得厚重、富有力度，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话剧与通常的小说相比，它不仅是说事的，还是说理的，而且后者有时比前者更重要。在话剧《北上》中，我们已经充分领略到了这一点：四周一片寂静，众多人物似乎都处于静止状态，而只有一个演员富有感染力的长段独白，有力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

话剧的说理会使剧场笼罩着理性的光芒，而在“肯定之否定”的双方对峙中，那“理”就像反复打磨的剑，越来越亮，越来越锋利，结果就是观众被“理”征服。而舞台独白，其实也是在“肯定之否定”中进行的，我们在话剧《北上》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说理之所以极富感染力，还因为它的说理总是与情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其实都与情有关。

话剧《北上》验证了“形式即内容”的论断。这是一部充满形式感的话剧。它改变了我从前看《樱桃园》《茶馆》等话剧的记忆。一个舞台，在形式上变化万端，让人惊叹。旋转的舞台，或升或降的船——那船本身就富有形式感。在背景幕上徐徐降落的角色名字、灯光、布景、道具，舞台上的一切，莫不具有形式感。但观众喜欢，因为这些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当那只饱经沧桑的船在舞台上徐徐上升，最终定格于空中时，一个词在我心中升起：永恒。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戏剧是空间的艺术。一个有限的舞台空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北上》的“画面感”，是我个人话剧欣赏经验中感受最为鲜明和深刻的。它数次让我想到了绘本：我写了本子，而那个画家——当然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在完成插画时，绝不是对文字的解释，而是再创作。徐则臣的小说与话剧在舞台上的展示，非常像绘本中文字作者与画家的关系。那些画面，许多是徐则臣小说中并没有的，他只是写了一句，并无具象，但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话剧中生动的画面。

观看话剧《北上》，我领略到了庄严。所有演员演出的认真，包括那些负责灯光、舞美等人员的认真，让人肃然起敬。期待日后，话剧《北上》经过进一步修改、润色，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史上一部具有经典性的作品。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2024年11月28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