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郑庭笈为何拉着戴安澜之子戴复东问：告诉我，那些人都是谁

“告诉校长，海鸥……飞不动了。”

1942年5月，戴安澜率领第五军200师启程归国。

尽管第一次滇缅会战，中国军人舍生忘死的奋战，但由于英缅军接连失利，以至于遭遇失败，中国远征军除部分撤退到印度外，第五军在军长杜聿明的指挥下，从野人山撤退归国。

图|戴安澜将军

不幸的是，野人山不仅环境恶劣，200师背后还有日军围追堵截，连日来的激战，200师损失惨重，师长戴安澜也身负重伤。

5月27日，戴安澜负伤第8天，此刻的他已经虚弱到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庭笈……”

副师长郑庭笈闻言赶紧跑到师长身边，他抓住戴安澜的手：“师长，我在。”

“只要你还不死……你就是200师代理师长，记住了吗？”

戴安澜仿佛像交代遗言一样，对郑庭笈说出这一句话，尽管伤感，郑庭笈也知道，戴安澜恐怕时日无多了。

“告诉校长，海鸥……飞不动了，飞不到他身边了。”

临终前，戴安澜不仅将200师托付给郑庭笈，还嘱咐了郑庭笈多多照顾自己的子女。

一代抗日名将就此陨落。

蒋介石、杜聿明下达严令，一定要将戴安澜遗体运送回国，遗憾的是，由于气候潮湿炎热，郑庭笈不得已之下，只能下令将戴安澜遗体火化后带回。

不过就连郑庭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命运后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昌三兄弟”

1905年，郑庭笈出生于海南文昌县。

说起来，郑氏一族在文昌县，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望族，郑庭笈同宗兄弟几人，后来均有不俗的成就。

1925年，年满20岁的郑庭笈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北上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于黄埔五期毕业。

当时郑氏兄弟中，郑庭笈的同宗兄长郑介民，已经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在军校时就组织了孙文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戴笠死后，郑介民升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后升任陆军上将军衔（1956年）

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黄埔三期毕业，作为嫡系将领中的一员，郑挺锋也名声在外，1947年升任94军中将军长，去世后追赠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郑庭笈与以上两人并称为“海南三郑”和“文昌三兄弟”。

另外郑庭笈还有三个亲兄弟，长兄郑庭筠，国民党军陆军少将，三弟郑庭筊，曾任华中剿总经理处少将处长，四弟郑庭铭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是著名的工程师。

可以说郑氏一族，兄弟几人中，就没有人不成才。

抗战全面爆发后。

已升任独立第五旅旅长的郑庭笈，率部与日寇血战，打到最后，甚至与日寇白刃战，最终身中数单，如果不是卫士拼死将他救下来，郑庭笈就要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自此以后，郑庭笈自号“重生”，以纪念这场与日寇血战的日子。

1938年1月，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合并组建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该部是一支机械化部队。

后来又以第200师为基础，扩建为第五军。

可以说第五军作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基础，就是从此时开始奠定的。

郑庭笈先后任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副团长、团长，又任第200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副师长。

第一次滇缅会战失败后，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壮烈牺牲，郑庭笈以代师长的身份，指挥200师部队顺利归国。

郑庭笈一下子名声鹊起。

图|郑介民

1947年8月年郑庭笈升任整编第49师师长，恢复49军番号后，郑庭笈又担任了49军军长。

不过49军本身不属于嫡系部队，原来是隶属于东北军战斗序列，后来才被中央化了的一支部队，而且之前也一直是由原来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担任军长的。

王铁汉调任沈阳防守区司令官以后，郑庭笈才接手这个摊子。

可还没等高兴，1948年10月28日，49军配属第九兵团廖耀湘部，被东北野战军全歼。

廖耀湘、郑庭笈等一干国民党军将领被俘，晚年郑庭笈回忆起这件事，仍然难以忘怀：

“此时，我完全陷于绝望的阴雨凄风里。打败仗是军人的耻辱，而这一耻辱的最大内涵是：我半生的戎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将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郑庭笈被俘时，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国民党军军服，当时我军看他衣衫单薄，于是给他送去件棉大衣，郑庭笈想到今后的屈辱，还不如一死了之：

“只待一死，冷又何妨。”

不过与郑庭笈设想的完全不同，他们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一开始是被送到了哈尔滨的一个院子里，这里完全不像是个监狱，郑庭笈进去的时候，一部分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就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天，氛围十分轻松。

图|1964年，郑庭笈与妻子冯莉娟在南京

郑庭笈进门第三天，解放军就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出面，给在94军当军长的郑挺锋写封信，劝说他不要再进行抵抗。

当时郑挺锋正率领94军在华北战场上，任天津防守区副司令。

思来想去，郑庭笈还是写下一封广播稿。

就连郑庭笈也想不到，就是这一封广播稿，后来起到了大作用。

郑庭笈：我后悔没有在忻口会战中被日本人打死

郑庭笈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完成师长戴安澜的嘱托，照顾他的子女。

尽管郑庭笈后来的处境，即便是他想要照顾，只怕也是很难的。

1948年10月28日，郑庭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随即被送到了哈尔滨，后来又被送到了黑龙江绥化战俘管理所，1956年又转送至北京功德林。

郑庭笈转到功德林之后，家属探望也就更加方便。

说起来这也是令郑庭笈比较高兴的事儿，一些国民党军将领，在被俘以后，老家的妻子纷纷与之离婚，而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不同。

郑庭笈还在黑龙江绥化的时候，在海南文昌老家的冯莉娟听说丈夫的消息后，不远万里，千辛万苦的带着五个子女北上到绥化看望。冯莉娟对郑庭笈的不离不弃，也是郑庭笈能够坚持的动力源泉之一。

冯莉娟孤身一人带着五个子女，很不容易生存，一开始是准备到北平投靠郑庭笈念大学的弟弟郑庭铭。

幸运的是，途径北平时，冯莉娟遇到了郑庭笈老战友黄翔的妻子张琴。

图|1983年，郑庭笈夫妇与儿子郑心校（右一）及小孙子在景山公园

黄翔原来和郑庭笈同在第五军中任职，还担任过92军中将军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黄翔跟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还跟着傅作义将军，任水利部参事。

张琴帮着冯莉娟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就住在自己家里，后来郑庭笈也被转送到了北平功德林，夫妻见面就更加容易。

黄翔夫妇对冯莉娟很是照顾，将自己四合院的西厢房让出来，给冯莉娟一家居住。，

郑庭笈对此很满意，他在功德林期间，就曾对那些家属不在北京的战俘说：

“我现在的生活跟过去没有两样，以往也是常年在外。稍不同的是，过去在外面打仗，生死未卜，现在在外面改造，衣食无忧。”

正因为有妻子的安慰，郑庭笈与其他一些抗拒改造的国民党战俘不同，每天的心情都很愉悦。

郑庭笈在功德林时曾分管澡堂，一到星期六就吹着口哨安排大伙洗澡：

“第一组先洗，第一组洗完，第二组洗。”

郑庭笈是海南文昌人，口音很重，经常把“洗”说成“死”，大伙心里都很难受，又看不惯郑庭笈高兴的模样，总是没好气的回应：

“要死你就去死吧，我们可不死。”

不过，很快就轮到郑庭笈伤心了。

一次周六，冯莉娟来功德林看望郑庭笈，没等郑庭笈高兴，冯莉娟就送上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图|郑庭笈之子郑心校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

妻子的举动一下就把郑庭笈砸懵了，他有些摸不着头脑，郑庭笈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妻子对自己的情感，怎么会忽然提出离婚呢，冯莉娟泪眼婆娑的向郑庭笈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因为郑庭笈的战犯身份，子女学习和工作都有了很大的问题，为了子女的生活，冯莉娟这才找上郑庭笈提出离婚。

听了妻子的话，郑庭笈不由得泪流满面：

“我后悔，我后悔啊！我后悔没有在忻口抗战中被日本人打死，如果那次牺牲了，就会像戴安澜一样，成为国共两党公认的民族英雄，你和子女们都是烈士家属，日子肯定要好过得多……”

毫无疑问的是，郑庭笈与冯莉娟离婚，从来都不是因为感情问题。

郑庭笈的儿子郑心校时隔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父母离婚应该不是感情问题。“父亲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戴安澜受伤后，国内就没有了消息。母亲还收到一张郑庭笈团长正式的阵亡通知，但她坚定地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母亲坚决不去领抚恤金，她自己跑到云南保山去找父亲,最后果然让她找到了。”

“还有一例也可以说明父母的感情。当年，母亲得知父亲在东北被俘后，她放弃了千金难换的开往台湾的船票，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留下来，一心要等父亲。从海南到北京，母亲一直把奶奶带在身边，不论生活多艰难，也不离不弃。她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考量，一定不会离婚的。”

尽管郑庭笈两年后就获得了特赦，可在对子女的教育生涯中，郑庭笈作为父亲无疑是缺失的。

郑心校后来也在接受采访时坦承，自己与父亲的交流实在是太少，以至于后来想要真正了解的时候，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郑庭笈心里也很清楚，他对儿子们的行为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也很少对子女们的事情指手画脚，郑庭笈对子女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图|郑庭笈晚年与沈醉

对郑庭笈来说，一生最幸运的事，当属在周总理的撮合下，和妻子冯莉娟复婚。

1961年2月，冯莉娟被调到了政协任打字员，实际上她心里很清楚，是周总理在撮合他们夫妻。因为也就是这一年，郑庭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经常需要取送材料。

无形中也增加了两人相处的机会。

就像郑心校所说的那样，母亲与父亲之间本来就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现在周围人都关心他们的婚姻情况，郑庭笈与冯莉娟也都各自放下心里的包袱，1961年国庆节，两人正式复婚。

复婚那天，郑庭笈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冯莉娟也只是包了一顿素馅的饺子，没想到当天第一个来为他们庆贺的就是傅作义。

傅作义此前为他们复婚没少忙活，郑庭笈十分感激，没想到的是一进门，傅作义反而先向他表示了感谢，郑庭笈不解其意，傅作义后来解释：

“和平起义前，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我在北平看见了解放军空投下来的你在被俘后写的广播稿。你说‘国民党江河日下，共产党如日中天’，这是你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和生动比喻，对我启发很大。我最后能够痛下决心，回到共产党的谈判桌上来，确实要感激你的及时点拨啊！”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晚年去看望郑庭笈

郑庭笈晚年致力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含饴弄孙，当然他心里也一直牵挂着戴安澜当年的嘱托。

戴安澜牺牲时，长子戴复东年仅14岁，而幼子澄东仅有2岁，还来不及记住父亲的容貌。戴安澜的妻子王荷馨自丈夫牺牲后，始终没有再婚，一个人孤独地抚养子女长大。

图|戴安澜将军全家福

不仅如此，王荷馨还把蒋介石给的20万法币的抚恤金，全都捐了出去，在广西全州盖了一所安澜学校，尽管日子过得很艰苦，可王荷馨始终坚持送子女去读书：

“要像你们的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努力好好读书，长大成才，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郑庭笈的儿子郑心校回忆，父亲教育他们努力读书的时候，常拿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戴安澜将军长子戴复东来举例。

戴复东在父亲牺牲后，一直在贵阳清华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也很好，尽管父亲牺牲时，他年仅14岁，但说话做事的风格还是沿袭了父亲的习惯，晚年的戴复东回忆父亲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是我父亲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忠诚，义无反顾。所以我看问题，想事情，总是从大处着眼。只要是对祖国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的事，我戴复东就必须去一丝不苟地做好它。”

经人点拨劝说，戴复东1948年考入国立南京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同济大学任教。

图|戴安澜烈士墓

郑庭笈尽管没有见过戴复东几次，但对他的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两家才有了一定的联系。

1996年6月的一天，91岁的郑庭笈因病重，已到了弥留之际。

已经年近七旬的戴复东专程赶去看望这位父亲当年的老部下，还专门带去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修缮一新的戴安澜将军之墓，一块四尺高的青石墓碑上刻着整齐的六个隶书字“戴安澜烈士墓”，墓碑旁边还立着两块碑石，上面是毛主席、周总理写的挽词。

回忆起当年牺牲在战场上的戴安澜，郑庭笈不由得泪流满面，他告诉戴复东：

“特赦以后一直想去看望老长官的子女，因为心里愧疚，始终不敢去。”

“有郑叔叔牵挂，我爸爸也会感到欣慰的。“

戴复东也对郑庭笈说了许多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生活情况。让郑庭笈略感诧异的是，戴复东在解放前曾有过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

”说到我们兄妹的成长，我只想说一句话，要不是解放，戴安澜的子女是上不了大学的，就是考上了，也读不起！”

郑庭笈诧异地问道：

“为什么？戴安澜是国共两党公认的英雄，你们是烈士家属啊！”

戴复东摇了摇头，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1943年秋，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安徽芜湖小赭山故里。第五军专门为此安排了5辆卡车，结果车走到半路，就被另一队国民党军拦住了。

尽管戴安澜是为国牺牲，但在国民党军一些兵痞的眼中，戴安澜牺牲与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况且国民党军中，一直以来就有克扣兵饷的传统，这帮饿极了的士兵不顾将军灵柩在车，也不戴安澜家眷在车上，强行往上爬，往上踩。

戴复东后来回忆：

“当时那些国民党士兵为了威胁司机，用枪托砸碎了车窗玻璃，一块玻璃碎片还钻进了小弟的眼睛里。”

图|1997年4月，戴复东与妻子70岁生日

尽管戴安澜牺牲后，蒋介石一次性给予王荷馨20万法币，但这笔钱全都被王荷馨捐了出去，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窘境地，戴复东告诉郑庭笈：

“自从父亲殉国后，就靠变卖东西过日子，有时候急着用钱，东西就卖给邻居，有些还是父亲以前同僚甚至下属，但这些人却趁人之危拼命砍价。”

戴复东回忆自己年幼时，经常在酣睡中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一边哭还一边对他说：“人在人情在啊……”

郑庭笈原本身体已经十分虚弱，闻言十分生气：

“告诉我，是哪几个狗杂种如此无情无义、丧尽天良？就是去了台湾，我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我那两个兄弟郑介民和郑挺锋，在台湾有权有势得很呢！”

戴复东好言宽慰郑庭笈：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只是向郑叔叔倾吐一下而已。”

图|郑庭笈晚年

1956年，戴安澜就被中央人民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毛主席也向其妻子儿女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王荷馨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戴复东等兄弟姐妹，均学有所成。

郑庭笈心中略感宽慰。

1996年6月9日，郑庭笈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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