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到山海关，便让人想到“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的地位。

古代以山海关为界线，以外叫关外，以内叫关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山海关此地，也多出名人故事。

明末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发为红颜，投靠清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不论故事真假，从古到今，人们对吴三桂此人的评价一直都颇有争议。

出于山海关独特的地理位置，吴三桂在山海关外也得以闻名。其中朝鲜文人和一部分统治阶级，甚至期待吴三桂反清复明，错误的认为吴三桂反清朝，是为了明王朝。

奇怪的是，明末的将领并不只吴三桂一人，诸如左良玉、史可法等将领，对于朝廷来说都是可用之才。但只有吴三桂如此受人议论。

那么吴三桂如何在历史洪流之中，留下如此颇有争议的一笔，关内关外又与吴三桂有怎样的利益纠葛呢？

明亡与满清建立中的朝鲜与吴三桂

在阐述朝鲜与吴三桂的关系，有必要回溯一下，朝鲜与明朝的关系。

朝鲜从朱元璋时期起，就使用大明的年号。

“大明初出海上，万邦所照，况我国与大国为一家，贡献不绝，何以不知？”、“令之朝鲜即大明朝鲜”。足见在大明衰落之前，朝鲜与明朝一直保持交好。

明末，明朝廷自顾不暇，朝鲜与大明的关系便不如从前紧密。

满清政权趁机与朝鲜交好，满清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满清随即与朝鲜建立起藩属国的关系。这种联系本该继续正常进行，但是康熙十三年正月间，朝鲜前来清朝祝贺清朝元旦、万寿，以及顺便进行岁供，使者金寿恒等人被吴三桂扣留。

“吴三桂不欲北还，拘执使者而举兵叛……”这是吴三桂与朝鲜最密切的一次交际。

康熙十四年八月间，为了谢恩，朝鲜使臣李佖、李之翼等人来清朝。回国之后，说：“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军……”汇报了吴三桂在与清兵交战时不断胜利的情况。

同时表明，当时三藩作乱，蒙古等地区也担忧时局，路上人马稀少，十室九空，担忧朝鲜的情况：“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可小哉。”

王耿投降后，吴三桂继续与朝廷继续对峙，朝鲜看到吴三桂：“吴兵十万逼彛、陵州，刼夺粮草，放火营寨。”

康熙十七年正月，朝鲜人评价吴三桂在南方建立的大周政权：“虽有百万之众,率多乌合。”

从朝鲜对吴三桂的记载可以看出，朝鲜在三藩作乱之中担惊受怕。但朝鲜与吴三桂此人没有十分密切的往来记录，朝鲜何以觉得吴三桂是叛臣？

不过有意思的是，朝鲜对清王朝皇帝的看法，倒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康熙二十一年，李沉等使者回到朝鲜后，汇报到：“清主自平南之后，妄自夸大，谓天下事无复可虞，沈阳之行，託以报祀其祖，而多发军民，专事游猎，故所经五百里，怨声载路。此必胡运将尽而然也。”

朝鲜并非真心拥戴大清政权。

实际上则从清朝建立以来，使者归程后，多有记载，清朝皇帝本人的荒淫、官贵的腐败，沿路城郭邑舍的颓毁状态。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使者记载道：“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彼国近甚凶荒，途路有贼患，禁人不得夜行，市价登踊，米贵如金。朝绅之贪风大振，奢侈无度。”

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朝鲜不希望清朝政权长久的建立。

那么朝鲜为何不希望满清政权的建立？

实际上，朝鲜与满清政权原先都是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本没有君臣贵贱之分。

明朝灭亡之后，两者之间在地位上分出优劣与尊卑。这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落差感。

而吴三桂作为明末降将，选择与清朝汇合兵力，使得清军叩关南下。

从前，臣服于大明王朝，毕竟是中原汉族政权，朝鲜小国依附汉族政权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明朝时期“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朝鲜在心理上更愿意接受明朝作为宗主国。

朝鲜对明朝的这种认同，一方面，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朝鲜依附中原汉族政权时间已久。学习汉文化，并不在心理上将自己看作异域民族，而是作为汉族的一个分支。

汉化程度相较于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更深，在心理上认同中国传统以来华夷观念，觉得文化上先进于满清政权，遂有“此必胡运将尽而然也。”这样的话语，把清朝皇帝叫作清主，说其专任游猎这样的话语。

另一方面，在明朝时期，明朝确实也为朝鲜做了一些事情。其中以万历年间，日本将军丰臣秀吉跨海，对朝鲜发动侵略，明朝花了极大的精力和人力将丰臣秀吉击退这一事件有关。

据相关记载，明朝出兵几十万，历时七年之久，才将侵略者赶出朝鲜，保住了朝鲜政权。明末去万历年间不远，这种感激的心理在统治阶级心理还比较清晰，这种复杂的感情，使得朝鲜对明朝的认同感加深。

又明朝国力强盛，对于朝鲜而言，臣服于大明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便使朝鲜对明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朝鲜统治阶层的认知上，吴三桂其人是开关亡明的叛臣。

这种不认同，实际上反应在关内，也就是士人们对吴三桂的贬低。大顺政权，虽然内部诸多弊端，但是尚属于汉人建立的政权。吴三桂投靠清军这一举动无疑是弃汉投夷。

这一举动无疑会招致无数人的非议。面对王朝危亡的时刻，作为皇帝本人都有“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感叹，在传统忠孝仁义的观念体系下，无论吴三桂本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做出这一举动，都必然会被一部分人诟病。

除去李自成迎清兵入关这一举动，且当初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后，一干文臣、忠臣极尽羞辱，民间被“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

京中众人盼救援，但吴三桂一直观望不前，犹豫不进，兵起不救。从明朝很多人的角度而言，吴三桂确实是叛贼。

时代大背景下吴三桂个人的角色

吴三桂自小出生将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勤奋与天赋，胆量勇气都很出众，“沈鸷多谋”。

崇祯年间，“三百来未有之饥荒，父子相食。”社会崩溃，内有农民起义，外有边患之忧，整个朝廷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社会腐败，已经表现出没落王朝的衰朽气象。

吴三桂在多方势力的交织下，并不简单的投靠某一方，推动他行动的是利益的权衡。

在乱世之中，固守忠义廉耻不能脱颖而出。崇祯皇帝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没能把握住吴三桂这股力量。吴三桂手里的铁骑对满清的军队而言，是保卫大明的一道防线。

但是崇祯在这个关口，即做不到确定兵力的分配，也不能及时稳定吴三桂等人的军心。待李自成等人攻入北京之后，才匆匆行事，已无挽救之法。

这种旧王朝腐败僵硬的体制和决策者的无能，吴三桂不一心归附大明也是情有可原。

回京勤王也来不及，李自成等人身上，也看不出安稳天下的希望。大明不能救起，新的势力大顺还有清军两方都不是好的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促使吴三桂做出选择。

皇帝死后，他立马收集部队，北撤回山海关内。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吴三桂只能选择了其中一方。无论是投降清军，还是继续效力明朝，李自成只是基于时势，权衡利弊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方。

结语

无论是说吴三桂“无父无君之罪，可胜诛哉？”，还是说他“身为降虏，为天下罪人？”，或是说他“忠亦尚可”。

身在历史洪流之中，他也不过遵从生存本能，在诸多势均力敌的力量之中，选中其中一方。选择谁都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乱臣、反贼还是英雄，取决于在那个时代，人物所处的角色定位。

说他是叛臣，确实是因为他对故国确实没有做到尽最后一份力量，而是选择保存手中兵力作为自己谈判的筹码，按理他算得上乱臣之名。

说他是反贼，既然他选择投入清朝，就应该尽量在新政权中安稳的保全自己，但他却又在削藩中反叛，造成长达八年的政权格局分裂。放不下手中的权力，也保不全自己。

无论为一人出兵复仇之事，是否真假，他都没有保持守将的冷静，确实应该诟病。

但是吴三桂此人作为真实的人有其复杂性，关键在于每个历史人物都得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背负相应的评价。

参考文献

《明史》

《李朝实录》

《显宗改修实录》

《清太宗实录》

《朝鲜肃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