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大助力，也是秦崛起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继承父亲秦献公的遗志，以收复河西之地重振穆公霸业为己任。但是秦国怎么变，如何变，秦孝公心里是没有数的，直到商鞅西行入秦后，通过和甘龙、杜挚的一场公开的辩论，让秦孝公确定秦国变法图强才是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你说秦孝公是商鞅的靠山没有错，因为没有国君的鼎力支持，变法是不可能过得成功的，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随着楚王的去世而被算盘推翻。变法触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答应，因此甘龙和杜挚作为秦国老世族的代表才会坚决反对变法。但对秦国和秦君来说，变法却是好处多多，没有旧势力的退位，怎么能够激励新兴贵族的干劲呢？

秦孝公去世了，秦惠文王继位，他既是变法的受害者，也是变法的受益者，有着双重身份。因为他做太子的时候，触犯了秦法导致自己被放逐山野，两个太子傅也被处刑，因此少年的嬴驷对于商鞅和秦法充满了愤恨之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秦法是秦由弱变强的需要，为了国家大义，舍弃一些人的个人利益，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老世族们已经没有了进取心，他们就是秦国的毒瘤，商鞅只不过代替秦孝公行使权力罢了。

但是嬴驷继位，他最需要的是稳定，老世族们树大根深，在这个时候不能立刻触怒他们，怎么办？在商鞅和王位之间，他选择了巩固君位。牺牲商鞅是为了麻痹老世族，也是为了强化军权，因此秦孝公用商鞅是政治需要，秦惠文王杀商鞅同样是政治需要，这和商鞅的态度没有关系。因此你说秦孝公是商鞅的后台可以，说商鞅是秦孝公手里的工具也可以。身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的人，没有谁可独善其身，对于自己的结局，商鞅早有预见。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