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在五千年的漫长中国历史里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阶层紧密联系,又时不时能上升为权势熏天者的伙伴。
他们时而蝇营狗苟,时而残酷压榨,时而“宽宏大量”(前两者比重很大),他们能赚得盆满钵满,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又能在转瞬间摔个稀碎,沦为佃农。
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阶层令人们感到疑惑,其中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古代地主坐拥大片土地,为什么有的地主却还在吃高粱米穿粗布衣?这些地主是否又是真的贫穷呢?
地主也搞多样化
地主们不是单调的,他们中派生出了许多流派,总结起来大概为三种:特权阶层、富裕地主、普通中小地主。
特权阶层自然不用多说,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权贵,要么是顶级官僚,含着金汤匙出生,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要下地耕田,当地官员丝毫不敢招惹这帮人。
这种穷奢的特权阶层自然不穷,去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应该纯属个人爱好体验贫农生活,贫穷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词语而已。
富裕地主有的靠贪赃枉法,有的靠打拼,他们是无身份的地主中的佼佼者,也是极少数,像是各种豪强、士绅、商人。他们家底雄厚,当地官员做事都得看他们脸色,富裕地主的生活质量很高,如果不是犯上什么罪过,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应该也纯属个人爱好。
普通中小地主,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他们熟悉这种仰人鼻息,一贫如洗的苦日子,按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这类地主会尽可能勒紧裤腰带生活,所以吃高粱米穿粗布衣也在所难免,然后把节省下来的钱财去买更多的土地造福后人,这个过程艰辛而不确定,很可能一场天灾,一场人祸就会沦为佃农。
稀薄的道德
本属特权阶层和依靠不正当手段晋升的地主一般都只能拥有脆弱的道德体系,他们往往欺压乡里,好吃懒做,压迫剥削辱骂虐待在他们看来下贱无比的雇工,在平等观念可以忽略不计的古代,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水生火热。
这些地主一般占有广大的土地资源,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而这一现象又是中国历史上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的重要推动力。
靠打拼晋升的地主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不断壮大,当人手不足时开始雇工,对雇工的待遇也会因年际收成而有所变化,由于封建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脆弱的生产体系,这些雇工的生活都是比较凄惨的;另一条是“坐吃山空”,财产不断耗尽,最后转卖土地,重新沦为佃农。
总的来讲,地主们可以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古代过上不错甚至奢华的生活,地主们拥有一定资产,一定影响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领一方。
纵观古今中外,在特权面前,人心往往会堕落,那些沉积在深沉中国历史里数以亿计的底层人民,遭受着数不清的剥削压榨,他们奋起抵抗过无数次,但是屠龙者终成恶龙,新的特权阶层拔地而起,等待着新的人去推翻它。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农民阶层和地主阶层的转化频繁如过眼云烟,无数喜剧或悲剧重复更迭,仿佛无穷无尽,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新的器物,新的制度,新的思想轮番打进中国尘封的大门,才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出路。
终被扫入故纸堆
地主应该算是诞生于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华民族也是血气方刚,勇于开拓,中国社会在翻天覆地的阵痛中由奴隶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起到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
而后的数百年间地主阶级逐渐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在中国古典小说和近现代白话文里背负深重罪孽。
在唐宋以前,地主阶级主要以自己经营,雇佣佃农的方式为主,人身依附关系强,剥削严重。
唐宋以后,逐渐转向分土地给佃农经营并收缴租金的剥削方式,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这成为后世典型的地主经营方式。
通过这个笔者只想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地主阶层始终在故步自封,换着法子压榨百姓,也许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还没到周扒皮那种恶贯满盈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他们中可能确实有极小一部分大发善心的好好先生,并且自己也过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生活,吃着难以下咽的高粱米,穿着劣质的粗布衣。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旧制度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结构的重要链条,地主阶级,已经是中华大地上陈腐落后的脓疮,是封建制度下孕育的“老僵尸”,此毒不去,中国何来新生?此患不除,何来公平与正义?
终于,在1949年那个永远闪耀的日子,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站起来了,中华大地迎来了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