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夫的智慧：论董卓“矫情忍性、擢拔群士”
董卓对洛阳公卿的笼络，可谓草莽之雄的大智慧。
中平六年（189）八月董卓上洛，虽然昏淫暴虐，以至遗臭万年；但最初确实做到了与士大夫共享权力，并非如史书所言般“独擅朝纲”。甚至《后汉书》也如实记载，称“卓虽行无道，犹矫情任性，擢用群士”。
（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 董卓传》
董卓固然是负面人物，但同时也是一个被严重污名化的历史人物。关于其“暴行记载”的辩诬，我之前另有详文。本文主要谈谈董卓与洛阳士大夫的交往始末。
受到董卓提拔的朝官，大抵可以分作两类。
一类是党锢名士与关东豪族，这类人物无疑是“遮掩门面”的把戏。
另一类是掌握机要的核心，他们主要依赖于“乡党政治”。对董卓而言，他们或者是凉州同乡，或者是关中子弟，又或者是旧时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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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卓时代的吏部尚书
董卓上洛之初，确实做到了“矫情忍性”。凉州集团的核心成员，依然局限在军界，并不染指政务。此即范《书》所言“卓所亲爱，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后汉书 董卓传》
董卓操纵东汉朝廷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吏部”来提拔仕途受阻的人物。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后汉书 董卓传》
吏部既然掌握了人事选举，自然成为董卓笼络人心的工具。看吏部尚书的安排，便可看出深意。
董卓时代的吏部尚书是周毖。
周毖按《后汉书》为汉阳人，汉阳即凉州天水。按《英雄记》则是凉州武威人，与关中集团的张济、张绣、贾诩同乡。
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蜀书 许靖传》
周毖，武威人。--《英雄记》
当然，无论周毖是汉阳人还是武威人，他都是凉州人。
可见董卓对吏部的安排非常上心。大约是因为凉州将校久在边地，浸染胡风，在技术性比较强的政界很难找到位置，因此选择“州里人”把持选举。
吏部的副官是许靖。
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许）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蜀书 许靖传》
许靖是汝南人，与袁绍同乡。董卓上洛之初，与汝南袁氏关系远不似《三国志》记载般糟糕，先迁袁术为后将军（原是虎贲中郎将），又授出奔冀州的袁绍为渤海太守，还曾拉拢袁绍集团的核心人物张邈与曹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太傅袁隗（袁绍叔父）与董卓之间，曾经存在合作关系。只因初平元年（190）袁绍在关东起兵，才连累袁隗被杀。
袁绍起兵关东，董卓夷袁隗三族袁隗与董卓的同盟关系，彼时天下皆知。公孙瓒甚至为此作书谴责袁绍不孝。
（袁）绍为勃海（太守），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袁隗）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后汉书 公孙瓒传》
可见典选吏部的周毖与许靖，实际分别是靠“董卓同乡”与“袁隗同乡”的关系才得以出任。
另一方面看，周、许二人虽然受尽董卓礼遇，却心向关东，甚至故意表奏心怀不满的士族出任关东牧守（诸如刘岱、张邈、孔伷、张咨），最终酿成大乱。
在董卓的清算下，周毖被杀，许靖出奔。
② “打击阉党”与“三公人选”
“阉党乱政”是贯穿东汉的痼疾。自章帝以后，皇统屡绝，幼主嗣位之事极端频繁。因此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便成为东汉的主旋律。
董卓之前，已经有孙程政变，党锢之祸，陈蕃窦武之死等诸多由宦官发动的宫廷惨剧。至于何进被杀，不过是宦官政治的另一个缩影。
董卓上洛（189），恰逢十常侍之乱。因此清算宦官，为党锢名士平反，便成为增加名望的契机。
董卓率群臣上书，平反党锢冤案时，“三公人选”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太尉即董卓本人，司徒是黄琬，司空则是杨彪。
考虑到此次上书，三公俱带斧钺仪仗，可知排场与影响相当惊人。
（董）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鈇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后汉书 董卓传》
彼时刘协仅有九岁，无异傀儡，根本不具备处理政务的条件。可知此次政治表演，不过是董卓演给天下人看的把戏罢了。
历史也确实是如此发展。董卓在“平反冤案、以从人望”之后，立刻将自己从太尉晋升为相国。“董相”之名也自此而始。
于是悉复（陈）蕃等爵位，擢用子孙。寻进（董）卓为相国。--《后汉书 董卓传》
董卓率三公，俱带斧钺觐见?与董卓共同参与表演的黄琬与杨彪，二人的出身履历，比较值得关注。
司徒黄琬是荆州江夏人，本是豫州牧，被董卓征召为司徒。其幕后勾连，恐怕与他中平年间（184-189）出任“右扶风”有关。
中平初，（黄琬）出为右扶风。--《后汉书 黄琬传》
关中三辅，即冯翊、扶风、京兆三郡。郡守分别称作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董卓所筑“郿坞”即在扶风。
黄琬履职的（司隶）扶风，与董卓的老家（凉州）陇西临洮相距不远，均在关中。而扶风郡与临洮郡，在三国时代均被划入雍州，可知风土习俗应当比较接近。
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魏书 张既传》
且董卓长期活跃在扶风地区，曾有“屯军扶风”的记载。与黄琬应有故交。
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董）卓独全众而还，屯住扶风。--《魏书 董卓传》
黄琬在灵帝末期出任豫州牧，而董卓集团的吏部尚书周毖，其父周慎亦曾出任豫州刺史。从这个角度看，或许黄、周二家亦有私交。
周珌（毖），豫州刺史（周）慎之子也。--《东观汉记》
司空杨彪出身弘农，与黄琬履职的扶风，在东汉时代同属司隶；而弘农与董卓的老家陇西，俱在关中。且杨彪父杨赐是黄琬仕途的举主，两家亲近可见一斑。
光和末，大尉杨赐上书荐（黄）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后汉书 黄琬传》
更重要的是，杨彪之祖杨震，名闻天下，号称“关西孔子”。董卓作为雍凉豪族，对弘农杨氏必然有所敬畏。
再加上杨彪与汝南袁氏通婚（杨彪娶袁术姊妹），因此在董卓与袁隗合作的环境下，受到重用理所应当。
（曹操）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魏书 曹植传》
实际杨彪的前任司空，也恰恰就是董卓。
中平六年，（杨彪）代董卓为司空。--《后汉书 杨彪传》
杨彪在关中朝廷中（190-195）可谓仕途显赫，虽曾被短暂免官，旋即复起，历任大鸿胪（九卿）、少府（九卿）、太常（九卿之首）、京兆尹（治长安）、光禄勋（位同九卿）、最终官至太尉（三公）。这与其“出身关中”是不可分割的。
③ 蔡邕发迹始末
在被董卓提拔的名士中，蔡邕是个异类。
他既非董卓的乡党，也没有仕宦履历上的交集。但特别受到董卓的宠信，被待以国士之礼。蔡邕也投桃报李，竭诚尽忠；最终被王允所杀。
蔡邕之于董卓，无异于班固之于窦宪，陈琳之于袁绍。本质都是“望风承旨”的爪牙文胆。
（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汉书 蔡邕传》
不可令佞臣（蔡邕）在幼主左右蔡邕是兖州陈留人，曾被征召为司徒掾属，做的都是言官、史官一类的虚职。与陇西出身，活跃在并、凉二州的董卓着实无关。
从出身籍贯来看，蔡邕的同乡，陈留高氏与袁绍联姻（高干、高柔是袁绍外甥），而袁隗又与董卓合作，发迹或许与此有关。权作猜想。
但从仕宦履历来看，蔡邕与关中士族的关系则非同一般，尤其是与杨彪，马日磾等人亲善。
蔡邕曾与杨彪、马日磾等人共同撰写（续写）国史《东观汉记》，而杨彪与马日磾因为关中出身，都是董卓身边的红人。
复征（卢植）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后汉书 卢植传》
杨彪是弘农门阀，前文已述；马日磾则出身三辅（扶风），很受凉州集团的敬重。
蔡邕被杀时（192），马日磾曾奔走求情；李傕秉政时（192-195），马日磾亦曾亦太傅身份（上公）出使关东，和解义兵。
太尉马日磾驰往谓（王）允曰：“伯喈（蔡邕）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后汉书 蔡邕传》
太傅马日磾，杖节安集关东（劝诸侯罢兵）。--《吴书 孙讨逆传》
如果考虑到马日磾的籍贯（扶风）与黄琬的仕宦履历（右扶风）相吻合，二者之间或许又有旧交。董卓提拔黄琬为三公（见前文），或许亦有此考虑。
董卓集团的“关中出身”仕宦勾连总之董卓集团，大抵是一个通过“乡党”与“仕宦”为纽带结成的政治团体。因此蔡邕受到董卓的殊遇，也合情合理。
董卓与蔡邕关系极佳。从“三互法事件”即可见一斑。
所谓三互法，即禁止本州人牧本州，禁止本郡人治本郡。互为婚姻者，亦不得交互在对方州郡为官。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任官避籍制度”。
而蔡邕是三互法的坚定反对者。
臣（蔡邕）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后汉书 蔡邕传》
当时受三互法钳制最严重的，当属幽、冀两州。
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后汉书 蔡邕传》
而董卓恰恰对三互法嗤之以鼻，乃至任免籍贯幽州辽东的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此事恐怕便有蔡邕的参与，毕竟“废止三互法”是其政治主张。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魏书 公孙度传》
④ 小结
董卓上洛之初，矫情忍性，擢拔群士。由于东都洛阳的关中籍人物终究有限，因此许多被提携的名流，无论从籍贯上还是任官履历上，与董卓均无交集。
但从吏部尚书的人选上（周毖、许靖），不难看出其背后的乡党政治因素。周毖是董卓的凉州老乡，许靖则是董卓盟友袁隗的汝南老乡。
“乡党政治”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
李傕（凉州北地）秉政时（192-195），亦任用贾诩（凉州武威）为吏部尚书。
（李傕）乃更拜（贾）诩尚书，典选举。--《魏书 贾诩传》
至于在董卓率三公觐见的“政治表演”中，另外两位参演人，司徒黄琬与司空杨彪，一个曾是扶风太守，一个出身弘农门阀。
“三公俱带斧钺觐见”的浮夸行为，实际是董卓主持的把戏，意在通过平反党锢名士，收拢人心，借此更进一步。当然也要看到，黄琬与杨彪能被董卓相中，与出身和仕宦履历密不可分。
蔡邕作为兖州陈留人，虽然与董卓并无旧交，但托庇于杨彪、马日磾等关中籍贯的同僚（参与修史），亦在董卓集团平步青云。
虽然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董卓提拔的许多士人，都走上了对抗自己的道路，但不宜对其行为全盘否定。
应该说，董卓在“擢拔群士”的问题上，最初确实是仔细下了一番功夫。至于成败异变、功业相反，那就不是董卓所能逆料了。
董卓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士族与庶族、京官与边将、中央与地方、文人与武夫”之间的立场差异。这也是贯穿汉末三国的主旋律。
正如我之前屡次提到的，汉末乱局中，董卓是披荆斩棘的先行者，群雄则是寻迹而至的后来人。
我是胖咪，大鱼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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