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年谱》记载了其临终之日的情景——

酉时，忽坐起，下床更衣毕，就卧，汗出加枕。戌刻汗止，进诸子，戒以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人各二语。言讫，令一一覆诵，有误者改正之。又命读遗疏及邸抄数则。

诸子哽咽不能成声。公慰之，谓吾无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已复改政术二字为治术。

从这段记述看，临终之时，张之洞对诸子的告诫还是很朴素的，简单说就是要好好做人。

临终教子，这一点无人异议，但对于张之洞临终之时的自我评价，当时的官场中人，不少还是嗤之以鼻的。

此话怎讲呢？

张之洞说自己心术“大中至正”，但晚清官场对他却有一个定论，那就是“工于宦术”。

张之洞的宦术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巧于趋避；二是疏密互用。

何为“巧于趋避”呢？凡是慈禧厌恶的，他一概避开；凡是慈禧喜好的，他从不放过，极其懂得趋利避害。

何为“疏密互用”呢？这是能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有些时候要呈现出君子风范，那就拿出一些宽容、大度、仁义来，这些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君子疏”；而在许多事情上，如官场争斗、寻机升迁，则要有首尾毕具，考虑周详甚至机关算尽的聪明，这些东西就是“小人密”。

这么说，并不是想抹黑张之洞，在南洋实务上，例如对民族重工业的贡献，张之洞的功业是有目共睹、不能抹杀的；这么说，仅仅是想披露一下，时人对张之洞这个人本质上到底持有怎样的看法。

接着朝下聊。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父亲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儿子的基因，儿子所走的路，多多少少能从父亲那里找到一些根源。

依在下看，张之洞两个幼子最后堕落成为汉奸，跟张之洞好名利，好钻营的本质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张之洞的生育能力挺强，一生养育了十三个儿子，除开过继和夭折的，在历史上留名的大概有四个，长子张仁权、九子张仁侃、十一子张仁乐、十三子张仁蠡。

长子张仁权算是幸运的，在他成长的阶段，父亲有权势，大小环境都好，他能获得父亲精心栽培、用心铺路，所以他走的是标准的官二代进阶之路，先是考中了进士，接着又办外交，担任驻美公使馆参赞，镀了一层金，然后回到京城，从候补四品京堂开始，一步步朝京城高官的路子上走。

在张仁权身上，父亲张之洞的本质带给他的就是完全正向的东西，底蕴不差，混官场的基因也有。

九子张仁侃也不错，也是在父亲的调教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晚清时担任过刑部、邮传部的员外郎，民国时期靠父亲的声望、自身的资历一直担任着实惠的地方官。

但十一子张仁乐、十三子张仁蠡就不同了，这哥俩是张之洞老来得子，张之洞驾鹤西去时，哥哥张仁乐只有十一岁，弟弟张仁蠡才九岁。

这样的年岁，张之洞的临终告诫，他们多半是听不懂的。更糟糕的是，在他们成长的关键阶段，时局很动荡，大环境很不好，他们除了晚清名臣之后的身份，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作为晚清遗少，这时候，这哥俩最稳妥的路应该是安于现状，凭自身能耐吃老实饭，做老实人，一旦他们有不安现状的念头，想拿老爸的名头来赚名利，路一定是越走越窄，越走越险的。

很不幸，这哥俩都继承了张之洞好钻营的基因，并且把此特长直接发展成了没有底线的投机取巧。

十一子张仁乐看上去很有野心，从青岛特别高等学校毕业后，就去了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客观地说，这是北洋时期一条不错的路，如果能遇到贵人，本身也有能耐的话，很容易出头。但张仁乐在这两点上都不怎么样，能力一般，投靠的恩主奉系的李景林，也不是什么一流角色。

1925年第二次直奉大战，奉系张作霖成为赢家后，李景林曾跟着风光过一阵子，张作霖论功行赏，叫他做了直隶督军。得益于李景林的器重，这一阶段的张仁乐比较得意，捞到了天津知事的好差事，并且凭借帮李景林搜刮民财的显功，成了所谓直隶督军的四大金刚之一。

然而，李景林得势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郭松龄反奉失败，曾暗通郭松龄、冯玉祥的李景林立即遭到了张作霖弃用。恩主垮台，张仁乐在天津自然也就混不下去了。但张仁乐并不死心，之后他又跑到奉天去钻营谋职，张作霖用人有大气象，但大气象底下绝没有无用小人的钻营机会，所以到最后，张作霖念其是张之洞的公子，只勉强给了一个警察局长的小差事。

权力不大，地位不高，而且不是张作霖嫡系，不好捞钱，张仁乐干这个警察局长，那是十分的不甘心，一直在等待机会。

可是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不甘心磨掉了张仁乐所有的底线，“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入东三省之后，张仁乐卖掉祖宗，主动投敌，终于捞到了伪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一职。

但一个小小的厅长对张仁乐而言是完全不够的，之后他又以“名臣”之后、张之洞之子的身份积极参与了伪满洲国的筹建。

这是日本人以及溥仪乐于看见的，伪满洲国成立后，张仁乐终于如愿以偿，爬上了伪满洲国的权势高台，先是担任实业部长，后又被提拔成外交部大臣。

然而，溥仪的伪满洲国不过是傀儡的草台，哪一块说砍掉就砍掉了，例如张仁乐掌管的伪外交部。

又一脚踏空之后，张仁乐依旧不死心，之后他又潜入京城，一头钻进了汉奸组织新民会里，担任了一个副会长。

因为对日本人很是恭顺，很得器重，张仁乐在新民会混得如鱼得水，风头甚至盖过了会长王克敏。

混到这个层次，张仁乐觉得有了头面人物的感觉，于是开始提拔弟弟张仁蠡。

张之洞十三子张仁蠡，野心没有哥哥大，起初走的是文人路子，先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一所私立大学中任教。

但骨子里张仁蠡依旧不安分，得到哥哥的提携后，他很快扔掉书本，干起了县长，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在官场大显身手。

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鼓弄出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张仁蠡效仿哥哥，以张之洞儿子的名头与殷汝耕交换利益，谋到了伪政府民政厅厅长的职务。

从此踏上汉奸之路后，张仁蠡又通过哥哥攀交新民会会长王克敏，一心想垄断冀东二十二县的食盐经销权，只可惜，王克敏也是一个傀儡，没有实权，张仁蠡打捞不义之财的美梦没能做成。

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后，想拉北洋元老吴佩孚出山组织傀儡政府，张仁乐为了能在伪政府中谋得总理一职，动用一切关系积极游说，但吴佩孚保持了北洋枭雄的气节，死也没让日本人的得逞。

没撬动吴佩孚，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希望张仁乐能够出面担任武汉伪市长，张仁乐想要的是总理大位，自然看不上区区一个市长，但又不愿让与外人，最后拉弟弟出面占据了这一伪职。

1940年，民国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张仁蠡趋利避害，不断献媚汪精卫，最终谋到了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及伪天津特别市长的高位。

哥哥不愿屈尊，弟弟见利便谋，一时间弟弟似乎风光过了哥哥。

但随着抗张胜利的到来，张家兄弟苦心钻营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而且还被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

哥哥张仁乐因为娶了个有背景的老婆，命运比弟弟好。张仁乐老婆走章士钊的路子，最后成功地将丈夫从狱中救了出来。

大概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也可能是为了趋利避害，张仁乐从狱中出来后，东渡日本，余生一直苟活在那里，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弟弟张仁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定为汉奸后，一直被关押在京城监狱中，直到解放。

1951年镇压反革命，张仁蠡从狱中被揪出来，判了一个死刑，就地枪决。

想想张之洞临终时的告诫，张家两兄弟一句没能听进去，老父亲的好没学去，只扒出了糟粕，可怜可恨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