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01汉文帝陵墓被发现，传递出哪些信息？

汉文帝的陵墓霸陵被发现了。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线上发布会，向外界公布了西安东郊考古的最新成果，其中，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的江村大墓，被最终确认为汉文帝的霸陵。这一发现，不但修正了原先学界将霸陵定位于西安东郊凤凰嘴的提法，还让汉文帝刘恒，这个较少引起他人注意的西汉王朝君主，拉回到公众的视野中心。

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被发现后，外界的看法不一，其中有一种声音是这样的——司马迁的《史记》中，不是说汉文帝自己提倡“薄葬”吗？为什么他的墓会这么容易被发现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实际上有些书生意气了。答案很简单，皇室的“薄葬”和民间普通老百姓的“薄葬”，其规模能够划等号吗？退一步讲，即便是当时的民间百姓，虽然在陪葬品的数量和价值上不一定能超过皇家，但也很讲究。毕竟这一时期已经不再是汉初时候百废待兴的那种残破局面，而是已经进入到了盛世。

另外，从这次白鹿原考古现场的抢救发掘成果来看，出土的仅仅是一些彩绘陶俑，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文帝生前曾提出自己的墓葬中不能出现金、银、铜和锡，与事实是较符合的。

（汉文帝霸陵发掘现场）

当然，这一说法还得稍做些保留，那就是墓葬曾被盗墓贼破坏过，可能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流失。不过若真是这样，总会留下一些珍贵文物的线索或者蛛丝马迹，而不至于仅有陶俑出土吧？

02汉文帝为什么主张节俭？

说来说去，所有问题还是指向一个点上，那就是汉文帝刘恒到底有没有食言？他在世之时所极力强调的“薄葬”简朴之风气，到底是帝王作秀，还是发自内心呢？西汉朝廷到底有没有遵循文帝生前的意志呢？

对于汉文帝的简朴人设，其实早在西汉王朝中后期，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当时，汉成帝询问宫廷内的大儒刘向关于汉文帝在位时期的政事，刘向对文帝奉行黄老之学颇多微词，认为文帝的礼教做得不够，除此之外，刘向虽然肯定了文帝本人是“节俭”的，但是未央宫前殿内部却都装饰以黄金。

当然，未央宫的奢华装点是否为文帝本人所为，还得画个问号，因为《汉书》中记载文帝刘恒“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简单地讲，就是汉文帝即位后用得都是前任给自己留下的东西，和他本人关系不大。毕竟《史记》中也曾记载，汉文帝想建造一个花费百金成本的露台都要犹豫半天，最后不了了之。刘向所言的未央宫宫殿内部黄金装饰，怎么可能是汉文帝所为呢？

对于一个盛世君主来说，个人生活过得奢侈一些，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我们细究将会发现，汉文帝在位时期的西汉帝国，还与真正的盛世存在一定的差距。固然，《史记》中记载这一时期社会犯罪率下降、太仓里堆积的粮食都多得装不下，以致于腐烂。社会经济整体积极向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是，问题恰恰出在了政治上。西汉王朝所面对的一系列治理难题，让汉文帝始终踏实不下来，这可能才是文帝会主张“节俭”的又一层原因。

汉文帝刘恒在即位之前，被封于代国，靠近抵御匈奴的北部边境，可能对帝国这一外部威胁有不同于他人的深切体会，文帝母子早年不被刘邦所待见，父爱几乎为零，这种不完整的爱，也影响到了文帝的身心成长。

换句话说，他对于生父汉高祖刘邦，只有一种模糊的尊敬。因此，他大可去丢开“祖宗之法”，重新贯彻自己统治帝国的新思维。但是，当他到了长安后才慢慢发现，在中央，军政大权为汉初的功勋阶层所把持，如太尉周勃直接掌握了都城的大部分禁卫武装。而在地方上，诸侯王势力蠢蠢欲动，随时可能抛弃对中央政权形式上的忠诚，起兵造反。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受限于复杂凶险的政治环境，汉文帝刘恒决定谨慎地延续汉高祖刘邦晚年所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让宫廷生活标准接近于“简朴”。因此，汉文帝的“节俭”人设，实际上也是逼出来的。

（影视剧中的汉文帝刘恒）

03选取陵墓问题中的政治考量

但是，生活标准的维稳甚至是降低，不代表皇帝本人对权力斗争也会佛系。当他逐渐适应了长安的新生活后，便开始限制军功贵族的权力，让以周勃为首的这批开国功臣们离开都城，分散到自己的封地去。另外，在地方诸侯王势力膨胀难制的问题上，文帝也采取了外松内紧的策略，即表面上“听之任之”，实则将势力最大的诸侯，如齐王的封地一分为六，对于图谋造反的淮南王，也采取了“广建王国分其势”的行动。

但是，诸侯王的势力还是太大了，远非朝夕便可清理的，当年齐王挥动大军逼近函谷关口，给关内造成极大震慑的往事，虽然是把枪口对准“弄权的外戚诸吕”，但丝毫不影响权力欲日增的文帝本人进行“角色代入”。

“万一诸侯的军队是冲自己来呢？”

因此，作为帝国的当家人，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即有一天西汉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王开战。那么，保卫关中龙脉，成为了首要战略。

据秦汉史学者研究考证，汉文帝将自己的这一忧虑，和陵墓布局结合到了一起。汉文帝的霸陵所在地白鹿原，便位于连接关东和长安的函古道和武关道之间，这是拱卫长安的要隘之一。

汉文帝将自己的陵墓安置于此，很难说没有制衡关东诸侯的意思。试想，帝王陵墓一般都需要专门的守陵人，除此之外还需要皇室调派军队巡逻拱卫。当白鹿原附近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长安城本身也就变得更安全了。

由此可见，汉文帝刘恒的陵墓选择，本来也没有把“厚葬”太当回事，而是仍关注于解决困扰帝国的政治难题。文帝刘恒不愧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这时候再去纠结他的“节俭”人设有没有坍塌，反而显得格局小了。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秦汉史》，中华书局

马永嬴《汉文帝霸陵选址研究》，《考古与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