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为何一再奔蜀？原来蜀地始终是关中战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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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我国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但在安史之乱后却出现过皇帝四次避乱出奔的现象，更奇怪的是玄宗、德宗、僖宗全都奔蜀(德宗停留在中途汉中)，惟有代宗奔陕(河南陕县).唐朝皇帝为什么要屡次奔蜀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唐朝皇帝奔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从军事形势来看，威胁长安的力量从东方袭来，皇帝西向逃跑避难，可选择的去处很多，之所以三次奔蜀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一、奔蜀原因
首先，蜀地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经济地位。
蜀地周围大山环抱，“山重复，四塞险固”，有“剑门栈道之险，瞿塘三峡之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地的封闭性使其在很多时候相对减缓政治、经济中心发生战乱时的破坏，每当全国范围内出现大的动乱时，蜀地的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
因此，陈子昂说：“蜀所恃，有险也，蜀所安，无役也"，以致在唐代仍有“蜀兵脆弱”和“蜀人脆弱，不耐劳剧”的慨叹，巴蜀之饶又是定都关中的重要条件。“秦据咸阳，汉都长安，山河以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转关东之粟，而收山西之宝，长料利策，横制宇宙”。由于蜀地远离战火，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成为动乱之际中原人士避难的地方和国都长安的后方基地，可以提供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安全保障。所以，当安史叛军的铁骑奔向长安；当泾原兵变的战火在长安郊外燃烧；当黄巢义军的铁掌砸开潼关大门的时候，“表里山河，内外险固"的蜀地，也就成为唐朝皇帝最好不过的“避风港。
其次，蜀地是一个经济发达，四塞险固的独守之国。
杜佑在《通典》中写道，西蜀“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自注：公孙述、刘备、李雄、谯纵迭据之，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特殊的地理形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巴蜀容易以独立的方式存在，“每天下乱，则常独立”。
考诸唐代史事，也不难发现，玄宗、德宗、僖宗奔蜀或欲奔，虽与杨国忠、李晟、田令孜等亲幸大臣的劝请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皇帝早有奔蜀的意图。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宰相杨国忠早有入蜀准备。“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表面上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但老谋深算的玄宗早有幸蜀的意图。
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在天宝十载十一月，而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玄宗以永王李璘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为副使，又以颖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副使。控制了蜀地及江陵等外围重镇，显然是为入蜀作准备。
同样，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后，德宗逃到奉天(陕西乾县)，被叛军围困，赶来解围的大将李怀光暗中与朱泚勾结，李晟对德宗说：“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
李晟为德宗着想，实亦为自己找退路，德宗才“疑而未决”，后来德宗准备去梁州(陕西汉中市)，山南节度使严震，“遣使诣奉天奉迎"，说明德宗向蜀地方向逃跑，事先也是有计划、有准备的。
唐末，农民起义军逼近潼关时，手握大权的宦官田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以其兄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又以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控制了剑南三川，做好了入蜀准备。僖宗逃到骆谷口时，凤翔节度使郑畋谒见僖宗于道旁，请求僖宗留在凤翔。僖宗说：“朕不欲密迩巨寇，且幸兴元，行征兵以图恢复”，说明僖宗幸蜀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由此可见，唐朝皇帝奔蜀，表面上虽与权臣的影响有关，实则皇帝早有幸蜀之意.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有利于防止蜀地的割据独立，确保关陇地区的安全，免遭腹背受敌，尽快平定变乱。所以，唐朝皇帝奔蜀，凡三次“面卒返，虽乱而不亡"。再次，蜀地开发较早，向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历史上定都关中者，都必先据有这块“天府之国"，把它作为统一全国的后方基地。
李渊占领长安后，随即占领了巴蜀，然后才挥戈东向，平定关东、蜀地的财富又使李唐王朝夺取了全国政权。唐代蜀地更加繁富，号称“外府”，陈子昂更确切地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库"，“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说明在唐朝前期，蜀地就是唐朝财政的重要支柱。
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财政上更加依赖蜀地。杜甫在分析此时朝廷经济形势时说：
“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曩时，唯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
中原战乱，大量人口迁入蜀地，使这里的经济更加繁荣。大中九年，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写道：“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甘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富，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半"，卢求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但他多方面说明了蜀地经济区的特色。
扬州主要靠商业繁荣，而成都主要靠农业和手工业兴盛，相较而言，蜀地经济更具稳定性。特别是中、晚唐，扬州常受到藩镇战火的破坏，面蜀地"恃险而富”，很少受到外部干扰。每当中原动乱之际，蜀地的经济地位愈益重要。
玄宗以“蜀土腴谷羡，储供易办"而奔蜀；德宗虽留梁州，但“倚剑蜀为根本”；僖宗以“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而奔蜀。蜀地的财富使李唐国祚几起几落而不坠。故明朝人于慎行说：“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室之有奥，风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盖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矣”。
二、奔蜀的影响
唐朝皇帝奔蜀，减轻了变乱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力，保存了实力和平定变乱的号召力。唐代帝王奔蜀事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每当唐王朝放弃国都长安，皇帝逃奔巴蜀时，几乎没有遭遇强有力的追击，变乱者都沉醉在占领长安的喜悦之中而忘乎所以，给了唐中央政府一个喘息的机会，使其能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积力量，平定变乱。
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尽管“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德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兵之患"，肃宗坐镇西北，“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子仪)、李(光弼)于河北"，并力讨伐叛军。玄宗入蜀后，即命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守襄汉，防止叛军南下。在关中西部，薛景仙攻克了战略要地扶风郡(陕西凤翔县)，并击败了叛军的进攻，保证了蜀口的安全和西北、西南联系的畅通。叛军在关中直接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这是叛军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唐朝能很快收复长安的重要原因。
德宗由奉天南奔梁州时，关中的朱泚和李怀光勾心斗角没有联合起来追击德宗。只有李怀光遣其将孟保等三将追击。但三将曰：“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报之，不过不使我将耳"，都不愿用力追击，“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德宗逃到梁州后，命“浑瑊帅诸将出斜谷"，在武功击败朱泚叛军进驻奉天，与大将李晟东、西呼应，很快收复了长安。黄巢义军占领长安后，也没有乘胜追击李唐残余势力，解除直接威胁长安的西北藩镇。以黄巢为首的大多数起义军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起义已大功告成，开始骄傲起来，昏昏然的过着日子，在将近三个月时间内，对唐军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使凤翔节度使郑畋有充足的时间“完城墅，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唐朝皇帝奔蜀，不仅可利用蜀地财富，又能利用江淮赋税，将这两大财源之地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如前所述，蜀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唐朝皇帝非常重视对蜀地的控制。
唐初，李世民遥领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此后，“非上将贤相殊勋"的人才，不能为剑南节度使，成都被视为"宰相回翔之地"。所以，每当皇帝奔蜀，就能够使蜀地在财政上支持平定变乱。
同时，皇帝在蜀或梁州期间，能在政治和军事诸方面，控制荆、襄、汉中等重镇，形成一个以巴蜀为中心的江汉上游势力重心，虎视东南，安史之乱后，“财赋所产、江、淮居多"。
每当长安失守，皇帝在成都成汉中时，长江、汉水运道就代替了长江、淮河运道，成为全国唯一的经济大动脉，江淮财赋由汉水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到汉中、成都，并转运到西北，玄宗到成都后，“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
肃宗驻凤翔时，“陇右、河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德宗在汉中时，“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增帛来至"。充足的财赋，使唐王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江、淮和蜀地财税，还有利于唐朝政府操纵西北边军，并勾结西北少数民族贵族解救危难，唐朝精锐的西北边兵，对山南、剑南的安全和恢复事业关系重大。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安禄山亲遣大将高嵩“以教书、缙，诱河陇将士"，未能成功。德宗逃奔汉中，欲以浑瑊代替李楚琳镇守凤翔，陆贽劝阻说：“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唇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变绝。
唐末，郑畋以凤翔为大本营进攻黄巢义军，当时统治者盛称，“非败扼贼之冲，褒蜀危矣"。说明西北边兵是“褒蜀"安全的锁钥，平定变乱的主力。但西北大军主要依靠蜀地和江淮粮饷生存。因而在骄兵将横行之时，西北边军仍能服从中央调遣，为唐王朝所用，关键在朝廷据有蜀地。
同时，唐朝皇帝奔蜀后，利用蜀地和江、淮财赋，请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帮助平定变乱。安史之乱时，玄宗在奔蜀的路上，对太子李亨说：“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肃宗借回的兵力平定安史之乱、德宗逃到梁州，“欲倚吐蕃以复京城"。僖宗逃到骆谷口时，命令郑畋“西抚诸藩，纠合邻道"，结果，沙陀贵族李克用率领精锐的骑兵，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唐朝皇帝三次奔蜀，都诸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帮助平定变乱，不仅使唐朝在周边少数民族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威胁唐朝西北边疆和国都的安全，唐朝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成都是“天府之国"的“锦城"，长安之"外府”，繁华的经济驰名全国。所以每当皇帝奔蜀时，长安地区大量人口移民入蜀，给成都带来了长安文化的精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然而安史之乱使关中变为战场，“比屋流散"，“户口耗减大半"，此时唯独蜀地“物产繁富"。
因此，长安文化精英在玄宗入蜀后，纷纷流入蜀中。肃宗时高适上书说：“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诗圣杜甫就在此时携家入蜀，他沿途看到有“二十一家同入蜀”，以画马著称的开元时代名画家曹霸也流落成都，玄宗时长安的名画家卢楞伽，“明皇帝驻跸(成都)之日，自汴自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
德宗逃奔梁州之日，入蜀的文人也不少，如居于普州的李洞，本为“雍州人，时洞避朱泚之难入蜀，师事贾岛为师"，唐末僖宗和大批文武官员再次避难成都，随之而来的藩镇混战，长安文化遭到灭顶之灾，黄巢退出长安后，“官军暴掠，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长安文化精英再次大规模流入成都。
入蜀的和尚、道士更使峨眉和青城山等地的佛道两教久盛不衰。这些入蜀的文化精英，不仅将高度发达的长安文化向成都转移，促进了成都文化的繁荣，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整个蜀地的文化面貌，蜀地文化逐步兴盛，到宋代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两宋时文人之盛，莫盛于蜀"。所以，唐朝皇帝奔蜀，使长安文化向成都转移，打破了蜀地的闭塞落后状态，促进了蜀地文化的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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