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曾经有120名平均年龄不到十岁的幼童,远渡重洋,赴美留学,而在他们临行前,家人还需要签下“生死文书”。
这批幼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参与由政府派遣的赴美留学活动之人,而最终,120名幼童,仅回来了94个人。
那么,剩余的26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回来呢?
要想弄清楚这26人没有回来的原因,就得从当时的清政府,为何会组织这次幼童赴美留学活动开始说起。
“洋务运动”下诞生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
从15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得益于工业革命,国力日趋强盛,而在强盛之余,也疯狂的掀起了殖民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故步自封的大清国自然不是对手,先后两次的鸦片战争,给当时的大清造成了重创。
而在感受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后,清朝的统治集团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想要给大清国续命,那就不能再这么故步自封下去了。
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帷幕。
洋务运动的具体内容有很多,包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升级强化武器装备,加强军事人才的培养和训练等的。
而在这其中,“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就是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衍生出来的产物。
不过,这个计划从最开始提出来,到最后成功实施,还得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
容闳祖籍广东香山,其出生于一个贫困农家之中,后因一些机缘巧合的机会,先后在澳门、香港等地读书,公元1847年,容闳来到美国,就读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
公元1850年,容闳无意间创造了历史,他成为第一个成功考入耶鲁学院的中国学生。
而在耶鲁学院毕业后,容闳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以及上海海关等多处担任过不同职务。
当时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学成归来的容闳,很想把自己所学用在帮助国家富强上面,而最开始,他寄予厚望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并且,当时容闳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天平天国的腹地天京考察,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有留洋经历的洪仁轩(洪秀全族弟),两人一见如故,因此,容闳向洪仁轩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改革建议。
但可惜的是,由于天平天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局势,虽说洪仁轩极为认可容闳的建议,结果依然未能实施。
失望之余,容闳几经辗转,在安庆见到了曾国藩,而曾国藩对容闳的才学早有耳闻,当即便任命其为江南制造总局的采办一职。
之后,为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容闳多方奔走,又赶赴美国采买设备,为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做出了不少贡献。
而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在轰轰烈烈的推行之中,而在洋务运动推行之初,清政府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既然想推行洋务运动,就得有懂外语的人才,不然怎么学习西方技术?而当时大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京师同文馆”,来自主培养翻译人才。
但在公元1865年,京师同文馆在第一期的学习结束后,对当时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大考,而考试的结果极其差强人意,即便是成绩勉强算是中上等的学生,对于“西洋文字究属一知半解”。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京师同文馆第一批召进来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八旗子弟,本身这些人对于汉文义理都未必能完全理解贯通,就更别谈再把洋文翻译成汉文了。
恰逢当时,美国与清廷签署了《蒲安臣条约》,这个条约是晚清时期少有的相对平等的条约,在条约中,美、清不仅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并且还规定,两国的功名可以到对方的公立学校求学。
在这种情况下,选派人才去美国留学就有了可能性,于是,一心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盛的容闳,便向曾国藩提出了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的建议。
而在容闳提出建议后,包括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内的诸多大臣,经过多轮商议,认为此计划可行,因此,虽说当时清廷对这个计划态度并不积极,但最终还是在曾国藩以及李鸿章等人的周旋下,半推半就的同意了这个事儿。
清廷同意之后,接下来就是派谁去的问题,而最开始的第一批学生,基本上都是容闳的老乡。
为什么会基本上都是容闳老乡呢?很简单,因为当时清廷规定,出洋留学的学期为十五年,并且,为了不过多担责任,清廷还要求学生们在出发前,其父母家属要签下“生死文书”。
时间长不说,万一在国外出了什么事也没人管,加上当时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留洋,所以,响应者寥寥。
最终,还是容闳回到自己的老家广州香山一带,用自己的经历进行劝说,勉勉强强凑够了三十个孩子。
于是,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七月,第一的三十名幼童由当时的上海启程赶赴美国,之后,在同治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三年八月,以及光绪元年(公元1875)九月,又分了三批,每批同样也是三十人赴美留学。
加上首批的三十名,一共是120名幼童参与了这次留学活动。
这便是“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由来,这120名幼童中,年龄最大者有十多岁,而年龄最小者仅有七岁,他们在当时那个年代,漂洋过海远渡重洋,怀着忐忑和未知来到异国他乡,自此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从极不适应到逐渐融入的留学生涯
当时,清廷为了让这些小留学生能顺利毕业且学有所成,专门成了一个叫做出洋肄业局的部门,其中,首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担任正职,而容闳则担任副职。
考虑到这些小留学生年纪尚小,因此容闳就和美国政府协商,希望能让这些学生寄宿在美国东部的普通人家中。
对此,美国政府同意了容闳的请求,并对外发出公告,让那些愿意接待这些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家庭前来报名。
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的美国人,对这些中国小留学生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根据记载,当时在第一批的三十名留美幼童抵达美国前,仅是报名希望自己能够接待他们的美国家庭,就达到了一百多个。
最终,经过各项资格审查后,三十个家庭通过,成为首批接待留美幼童的家庭。
而相对于当时美国人的热情,这些留美幼童却“矜持”的多,毕竟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们暂时无法理解美国人的热情。
据说,当时有些可以接待留美幼童的美国家庭主妇,在看到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小孩后,激动的上前拥抱,并亲吻他们的脸颊,弄得这些中国孩子们极为不适应。
除此之外,对于信仰方面,中国孩子也和当时的美国格格不入。
当时这些留美幼童在出发后,清政府又特意针对他们制定了一些规矩,比如每隔七天,就需要将这些幼童召集起来,然后由出洋肄业局的驻美官员,比如陈兰彬,宣讲《圣谕广训》。
所谓《圣谕广训》,说得简单点就是当时清朝的“最高指示”,其脱胎于康熙皇帝所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了《圣谕广训》。
而其中的内容,主要包括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道理,从雍正时期开始,清廷就在各地推广宣讲,并且还将其列为了科举考试内容之一。
之所以让这些留美的孩子读这东西,一来是不断强化他们对清朝的忠诚,二来则是希望他们不要被西方世界同化。
并且,在《圣谕广训》中,对于西方的信仰,则认为是一种“异端”,这个观念在当时出洋肄业局官员的不断宣讲下,更让孩子们铭记在心。
也因为如此,当那些接待这些孩子的家庭每到周末,热心的带着他们去教堂的时候,这孩子却说什么都不去,甚至看见教堂后撒腿就跑,为此闹出了不少尴尬的事情。
另外,还有饮食上的差异,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不同,都让这些孩子们刚到美国时,一度相当的不适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孩子们的逐渐长大,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入当时的西方文化之中。
比如,他们组织了各种社团,积极参与到美国当地的一些活动中,据记载,当时在美的华工,成为美国的铁路建设出过大力气,但却遭到了不少不公正待遇,正是这些留美学生组成的社团奔走呼吁,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些华工解决了部分问题。
这要是搁在当时的大清,是绝对不敢想象的事情。
还有,著名的大作家马克.吐温曾在回忆录中提过,当时他住在哈德福城(今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这里恰好时那些留美学生的住所,这些中国孩子,其中几人还曾邀请过他的女儿参加舞会。
能主动邀请女孩子参加舞会,这就充分说明,当时这些留美学生已经开始习惯和融入美国文化之中。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没什么,但随着被当地文化的熏陶,这些留学生们干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属于是“离经叛道”的事情。
比如,不再穿传统的长袍马褂,开始穿时髦的西服,同时,也不再听官员一遍又一遍的宣讲《圣谕广训》。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当时出洋肄业局的官员无法接受的是,这些孩子的其中好几个人,居然把象征大清国国民的辫子都给剪掉了。
总之,这些留学生在长达数年的学习中,并没有按照当时清廷所要求的那样去发展,而是在进入一个新世界后,不断突破着身上的枷锁,去尝试新的改变。
当然,这些留学生在改变的同时,学业方面还是相当优秀的,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不断学习新鲜事物以及各种知识。
据记载,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在当时的学习成绩,常排年纪第一,并且根据统计,到了1880年的时候。120人中,有五十多名孩子分别进入了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
但学业优秀归学业优秀,他们“离经叛道”的行为,却让当时出洋肄业局的官员极为不满。
这其中,作为曾经出过洋的容闳,自然不会对这些孩子们不满,而最为不满的人,则是驻美公使陈兰彬。
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属于是“大逆不道”了,为此,他没少就此对容闳训斥,但容闳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而时间一长,两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就为后来这些留学生被强制召回大清,同时也为容闳被撤职埋下了隐患。
强制被召回国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五月,这些远在大洋彼岸的留学生,接到了来自清廷的一份诏书。
诏书的内容很简单,那就是从即刻起,这些留学生的学业就此终止,所有费用清廷不再支付,并且,要求他们迅速返回国内。
这对于那些留学生而言,无疑是一场晴天霹雳,毕竟当时已经有不少人陆续完成了高中学业,准备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另外一部分人正在大学就读。
但如今的情况就是,必须马上立刻中断学业,并就此返回。
为什么清廷会突然召回这些学生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根据自身需要,对于清廷在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第二,在政策调整的同时,清廷这边也出现了变故。
当时李鸿章的原意,是想让这些学生尽可能多的进入军校学习,但对此美国政府并不同意,其表示,大清的学生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的军校学习。
几番交涉之后,美国始终没有同意,而在这种情况下,驻美公使陈兰彬又适时添了“一把火”。
他把自己之前搜集的学生“离经叛道”的行为整理成材料,并上书给清廷,这其中,包括且不限于这些留学生“沾染西洋风气”、“信奉西方信仰”、不读《圣谕广训》,以及把辫子都剪掉等诸多行为。
而这些黑材料递上去之后,顿时令清廷勃然大怒,在一些顽固守旧派的煽风点火之下,一道圣旨传到大洋彼岸,严令这些留学生马上回国。
并且,圣旨中捎带着还把容闳给撤职了。
而在召回圣旨传到后,留学生们自然是颇为抵触,他们找到容闳,希望他能想想办法,但可惜的是,容闳也无能为力。
到最后,容闳只能安慰他们说,就当这是一次休假,说不定休假结束后还会回来。
就这样,这些留学学生带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不得不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临行之际,还为国人争了一次光。
当时他们在经过旧金山时,当地正在举行棒球比赛,并且这场棒球赛还被冠以“中美对抗赛”的名义,旧金山的棒球队发出邀请,请这些即将离开的中国留学生参加比赛。
原本旧金山的棒球队认为,中国人的球技一般,身体素质也没他们的好,加上即将回国,肯定是会一败涂地。
结果,这些由留学生临时组成的棒球队,最终获得压倒性胜利,结果一出,就连当地报纸都大篇幅的报到留学生为国人争光的事情,这就让当地的不少华侨极为高兴。
虽说比赛取得了胜利,但留学生们也至此结束了他们留美生涯,而那个“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最终,120名赴美留学的幼童,只回来了94人。
而没有回来的26人中,则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因为水土不服,病故在了异国他乡。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着“天才少年”之称的潘铭钟,潘铭钟祖籍广东南海,他是第一批的30名赴美幼童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据资料记载,潘铭钟生性聪慧,在学习方面更是极为优异,最关键的是,他还十分刻苦。
当时,就在其他不少留学生逐渐热衷于参加当地各种活动中时,潘铭钟却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上面。
别人在玩闹,他在学习,别人在参加联谊会或者棒球赛,他还在学习,甚至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依旧还在学习。
而正是由于这种刻苦学习的态度,潘铭钟在1877的春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位于纽约的瑞萨莱尔理工学院,成为了当时留美幼童中,第一个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
这一年,他只有十五岁。
要知道,潘铭钟是在1872年时才抵达美国,短短五年的时间,他不仅克服了语言难关,并且在英语方面的听、读、说、写能力比当地的美国孩子还要好,并且,他还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顺利考入大学。
这样的人,就是放到现代,也得用“天才”来形容。
但可惜的是,由于长时间的刻苦学习,加上水土不服等一系列因素,在潘铭钟考入大学的次年,也就是他十六岁那年,便因病去世。
除了因病去世导致没有回来这种因素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是被提前遣送回国。
这一部分的人数,大约是在9人左右,具体他们做了什么,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大概率是“离经叛道”的程度太深,比如剪掉辫子之类,导致当时督学的官员无法忍受,因此才会被提前遣送回来的、
最后一种,则是不愿意回来。
其实这也能够理解,毕竟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习惯和熟悉当时美国的生活,突然一夜之间,被强制召回,自然会有一部分人不乐意。
所以,就出现了一部分人坚持不回的情况,当然,虽说清廷不再提供各种费用,但他们也可以通过勤工俭学之类的举措,来继续完成学业。
另外,有一部分不愿回去的人,则是自此退学中断学业,开始自谋生路。
这便是在公元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时,仅有96人回来的原因,而这回来的96人,刚回国时,却遭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
回国之后的尴尬以及逆境中的报国之心
原本,在这些留学生的心目中,自己回国后,肯定会受到重用,因此,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大多数人均抱有热忱的报国之心。
但结果,在他们刚踏上大清的土地时,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由于之前陈兰彬等人的上书,加上清廷的可以宣传,这些留学生均被描述成离经叛道的“假洋鬼子”,加上清廷对他们的不信任,这就让他们在当时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
首先,他们刚下船不久,就被清廷集体看管在上海的一处废弃书院之内。
在这里,他们被足足关了四天的禁闭,期间每日仅供应冰冷的饭食,至于其他生活物资,一概全都没有。
其次,由于清廷认定他们是离经叛道,因此事先许下的授予官职等承诺,自然也不会再兑现。
除此之外,包括当时的民间,也对他们充满了成见,比如当时上海的《申报》就写到,这些人“不知自好”,“性情乖戾”、“禀赋鲁钝”等,还说他们在美时,一旦谈及国家大事,就“昏昏欲睡”。
总之,当时这些留学生在不少人眼里,都是“朽木”之材。
而在这种舆论之下,留学生的处境就极为尴尬,并且,在之后他们也没有得到重用,而是被随意分配至上海电报局、福州船政学堂等地方,作为一个一般人才来使用。
但即便是在回国后遭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这些留学生依靠渊博的学识,以及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比如在当时,李鸿章就发现,这些留学生的工作能力,往往一人胜过其他数人,并且不辞辛苦,像在上海电报局内工作的留学生,为了圆满完成收发任务,独自一人带着机器“至山涧、大河之地,两岸奔驰,不惜辛苦”。
还有在当时的大清海军中,留学生利用自己学来的知识,亲自一遍又一遍教授官兵们各种技术,破除了之前外国工程师对于技术上的一些保留造成的垄断。
更有留学生,加入了军队,以自身奋勇杀敌、战死沙场等壮烈事例,来向当时的国人证明自己依旧是充满“忠君爱国”之心。
1884年,中法爆发“马尾海之战”,四名留美学生为国捐躯。
此外,中日的“丰岛海战”,担任北洋水师济远舰大副,英勇作战最终战死的沈寿昌,黄海海战中,驾驶“致远舰”撞击日本“吉野号”后牺牲的大副陈金揆,还有威海卫大决战,指挥“广丙舰”殊死抵抗后不幸中弹身亡的黄祖莲,他们均是留美学生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促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梁诚,曾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以及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当年幼童赴美留学的成员之一。
像上述回国后在各自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留美幼童还不在少数,据相关统计,回来的94人中,有八十多人都在自己的行业中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佼佼者,正是他们这些人,推动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发展,他们因此而做出的贡献,始终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