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 ( 1383) 正月，明朝派遣梁民出使琉球。同年九月，梁民“以货币往琉球易马还，得马九百八十三匹”。大陆内本产马，四川、陕西、广西等地均可买马。为何朱元璋还大费周章去买海外的琉球马？

首先，琉球马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与四川等地所产的马基本相同。琉球天气热，冬天也不下雪，草木常青，所以饲马多以新鲜草料为主。因此，运抵明朝的琉球马能否适应寒冬和以刍草、豆类为主的饲养环境也大有疑问。

加之，海运不经济，而且危险。明朝与琉球交往因 “无路可通，往来皆由于海”。去时需借助夏季的西南风，回时需凭借秋季的东北风，如若风信不合，则必须 “候风”。李浩于洪武七年 (1374) 十二月出发，1376年9月才回国，其原因可能在于等候洪武八年的夏季风而又错过当年冬季风的缘故，不得不利用来年三四月偶有的东北风归国，其前后用时16个月。而通常获得川马只需6个月左右，在加急情况下，获取川马只要四个月。

显然，从商业角度，并不能解释买台湾马的原因，那么为何朱元璋还要渡海买琉球马呢？这就要从洪武中期东亚国家关系的出发，捕捉到买马与琉球、高丽、日本的内在关联性。琉球买马影响东南亚海域

一、 买台湾马促使琉球三王入明朝贡

洪武十二年 ，琉球与明朝通交的只有中山王。到了洪武1380年十月，山南王承察度也派遣使节来明朝贡。1382年，中山王遣使入贡后归国时，朱元璋派遣路谦出使琉球。1383年，路谦带回琉球国内“三王争强，日寻干戈”的情报。

于是朱元璋派梁民给了琉球国三王各一封国书，并让他在中山处买马。就具体内容而言，三封国书呈现出由“温和”到“严厉”的色彩，实则是对中山王“岁遣入贡”、山南王“数次入贡”、山北王“不曾入贡”的等差对待。在“三王并立”的态势下，其主要目的是敦促二王效仿中山王，服从明朝。而对买琉球马的解读，也应在此认识下展开。

从表面上看，买马只与中山王交易，但实际上，其政策目标却是指向琉球三王的。

首先，中山国以铜钱为贵，朱元璋就以铜钱买马，这体现了明朝尊重中山诉求，巩固了与中山关系的立场。

其次，在朱元璋看来，海外诸国入贡明朝，明显是慕利、求利。由此，派遣使者携带“货币”购买琉球量多价廉的马匹，实则也是借此凸显入明朝贡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展现对明交往的优越性，以贸易之利吸引山南、山北二王入明朝贡。

最后，马匹多少无疑也是军事力强弱的重要象征。而在“三山并立”的态势下，“中山最强”。如果一味优待中山，势必会出现中山乘势坐大，兼并山南、山北，以致难以管控的局面。故而，需要对中山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考虑到中山入贡勤谨，对明忠顺的现实，又不能“公开”加以限制，只能“隐含”进行，而买马便是出于此种考虑。朱元璋在给中山王的国书中虽未提及“罢战息兵”之事，但大宗购买马匹这种军事战略物资，本身暗含的便是削弱中山王的军事实力，谋求三王均势的考量。

洪武十六年（1384）九月，梁民买马归国；同年十二月，山北王遣使贡方物，“山北入贡，自此而始”。1385年正月，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一同遣使入明，进献方物，“三王并来贡”的局面就此形成。

二、 向高丽施压，迫使高句丽弃元投明

自元明换代后，北元败走沙漠，建廷岭北，继续与明朝对抗。而在双方对峙中，纳哈出集团以辽东为据点，周旋各方。高丽在与明朝交往的同时，仍然继续通好北元朝廷和纳哈出集团，奉行的是亲北元的政策。

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向高丽来使提出了岁贡要求，要求贡马1000匹等。同年八月，高丽频繁交通北元汗廷和纳哈出，遭到明朝警告，当年十月，高丽便遣使入明 ，但却只贡马200 匹。对此，明朝没有接受高丽的纳贡。此后，明朝又以 “贡不如约”为由，连续三次却高丽贡献。频遭却贡，高丽对与明朝交涉的前景越发忧虑。

1382年四月，高丽第一次按照 “贡约”入贡。但朱元璋却认为这只是今年应纳的贡，没补足往年所欠的，所以仍被阻入境，同年六月，高丽再次遣使入明陈情，又被阻归。次月，高丽获悉了明朝平定云南的消息，这就给高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洪武十六年四月，随着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降明，高丽与纳哈出的往来之路被彻底断绝。此后，明朝开始以军事行动向高丽施压。1383年八月，明朝以事大不成为由，“屡侵边境”。朝派遣 “孙都督”率领战舰八千九百艘征讨高丽，孙都督到辽东，又三分辽东军发船向高丽，通过制造大军征讨的迹象。而梁民买马便恰好发生在明朝对高丽进行军事威胁的时期，这也暗示着两者间的关联。

实际上，朱元璋要求高丽入贡的并非是本土所产的果下马，而是耽罗马。而耽罗马又是“故元”色彩浓厚的指代。耽罗马的贡与不贡，贡多贡少，无疑牵动着高丽国内亲元派的神经，更不用说是进贡耽罗马“助征”纳哈出了。在未决定“弃元向明”以前，高丽在贡马问题上始终是游移不定的。朱元璋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将“岁贡马匹”作为“试其诚伪”，敦促高丽对元切割，对明服属的手段。

然而，不论高丽 “岁贡如约”与否，明朝总是以 “却贡” 的方式加以拒绝。正当高丽对明朝的这一“矛盾”表现感到疑惑之时，明朝却派遣梁民往琉球市买马。 梁民此行购买了1000 匹琉球马，数量与要求高丽岁贡的马匹数量相当。

可以想见，当梁民买马千匹的情报传至高丽后，势必会使其看到明朝有用琉球马取代高丽贡马的打算，其深层次的含义便是明朝将要“舍弃”高丽。而“不惜倾高资”地大量购买马匹这一军事物资，也预示着明朝的某种军事动向，这无疑会给高丽造成莫大的压力。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孙都督”大军压境的事件，这自然会加剧高丽对明朝大举入侵的担忧。

由此可见，梁民买马理应是与屡次“却 贡”、军事威胁等政策相互配合的，是明朝通过不同途径向高丽施压的表现，其最终目的 便是逼高丽放弃“两端”外交，彻底地倒向明朝。

三、以买马盛况营造“征日”假象，进而震慑日本

日本自古为产马之国。在朱元璋看来，琉球与日本地理相联，关系密切。中山王为获取贸易之利，必定会在国内大规模征集马匹。

而从日本来琉球的海商在获知明朝在中山高价买马一事后，为分得明琉马匹贸易之余利，也会返回国内，积极调拨马匹，进而南下交易。这样，通过在琉球大规模买马，便会产生联动影响日本国内马匹流通的效果，营造出明朝将要进行重大军事行动的假象。以此震慑日本，加剧日本政府的紧张感，促其对明服属。

此外，从梁民可以带回一千匹琉球马看，其所率船队的规模当极大。应该有20到50只，每只船的载重量约为 24 吨。实际上，这些船来自沿海卫所，是用于海防的。所以从当时的情势分析，率领如此规模的船队出使，除去运送马匹外，理应还有如下考量:

其一，沿海卫所船只都有御倭的责任，而琉球又是倭寇往来、逃窜的重要经由地，以大规模海船出使，可以在往返之时，就便剿捕倭寇，这可以看作是对“出海巡倭”制度的再发挥。

其二，梁民此行是率领船队分别渡航至三王处进行宣谕。采取分别渡航宣谕的方式，理应是出于向琉球展示军事力量，威逼三山诚心服属的考虑。

其三，梁民是在洪武十六年正月受命出使，同年九月归国。而明朝海军舰队长时间驻泊琉球，无疑会使日本产生大明舰队伺机北上，攻打本土的担忧，南疆不稳，日本自然无法安枕，这可以看作是与联动影响日本 国内马匹流通相互配合的举措。

四、结语

买琉球马并不只是对国内买马的替代，其目的也不单纯是获得马匹，而是明朝利用琉球在东亚海域内部的广泛关联性，借助买马联动影响高丽、日本，构建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的首次尝试。从本质上说，是对北元战略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