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庆利

一、楔子

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先生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那些丧失气节、背弃信仰的公知人士、汉奸和走狗对国家和民族的繁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此言有理。

此言棒矣！

屁股斜坐、立场仄歪的莫桑先生便是其一。

还有一个有样学样、亦步亦趋莫桑后尘的“其二”——就是用笔用日记的形式污蔑武汉防疫抗疫、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胃口、甘当西方“慕洋犬”的女作家。

此人就是——个性强硬、作风泼辣、不愿服输的原湖北作协主席：方方。

二、女搬运工

1955年5月生于南京的她，于两年后的1957年，便随父母迁到了湖北武汉。

1974年，方方(原名汪芳)于湖北省武汉市第二十中学高中毕业。

方方有一个门庭赫奕的昌隆家世：曾外祖父杨赓笙是国民党元老，辛亥“二次革命”秘书长，1914年的《讨袁檄文》(其中

有“正义所至，何坚不破？”和“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

名句)，即其撰写；外祖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伯祖父汪辟疆，曾经南京大学的教授；小舅公杨叔子是科学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父亲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即便是同辈人也不同凡响：大哥是1964年湖北省高考状元，于清华大学毕业，现为华中科大教授；二哥是华科大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东北大学教授；三哥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现为武汉直升飞机公司CEO。

在那个没有背景(祖辈曾经显赫)年代的方方，起初扮演的是女搬运工的普通人角色。

其父在动荡不安的文革中过世，两个哥哥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时此刻，一颗不满和仇恨的种子便萌芽于少女之心。

或许，这些成为了她做出一波又一波以后反社会操作(《今日名流》停刊事件和《武汉日记》事件)的真实动因。

19岁时，为了养活母亲，她只能去武汉运输公司，当了一名装卸女工。劳动内容是在汉水边扛麻包，搬运工的滋味不好受啊！体重只有80斤的她，却需要搬运100多斤的货物。虽然只有42块钱的月工资，但是，她毕竟是一名正式工。和母亲一起生活，基本上也能凑合着温饱度日。

她有时候叫叫屈，有时候喊喊冤，心里充溢着自卑之感。尽管“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尽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人之言，曾有一种激励奋发之情。

精神有碍，重担如山，甚至每一次下班回家，都压到她喘不过气来。

要知道，70年代能在合作社有一份工作，其实很难能可贵了。

有一次，她沮丧地跟同事讲：“如果到30岁时，依然不能改变搬运工的角色，自己没别的办法，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

“去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

在《风景》里，方方把这段搬运工的艰苦生活感受写进了这本“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的“开山之作”中：

“每天晚上去想你曾有过的一切痛苦，去想人们对你低微的地位而投出的蔑视的目光，去想你的子孙后代还将沿着你走过的路在社会的低层艰难跋涉。”

终于，云去了，天晴了。

由一个服装破旧、满面汗渍的搬运工，而一步考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这其中的角色转换，犹如梦里的地狱和天堂，亦如山呼海啸穿云破雾的过山车！

哇，年轻少岁的方方能不厉害么！

三、1978：天之骄子——武大中文系学生

一粒灰，一个梦。

因酷爱文学，因当时正处于文学井喷式爆发的八十年代，方方趁此东风，再次逆转了命运之舟的大航向。

举个例子。1978年，全国中篇小说刚刚不过80余部；到1980年，200部；到了1985年，一年超过了1000部！光是文学社，就在全国各省市版图上，遍地开花！——恰好，方方时来运转，开成了其中最优秀的一瓣。

确切地说，方方出头之日是在1978年。她终于等来了恢复高考的“福音书”，她也成功考入又一个改变她人生历史的武汉大学中文系。

时隔37年后的2015年6月10日，方方在微博上自豪地晒出了她1978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她由衷感叹，就是这张“文物级”的“小卡片”，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之前的埋怨归埋怨。之前的牢骚归牢骚。之前的……毕竟都归于历史。

之后，她很怀念并感激过去做搬运工的经历。因为正是那段不平凡的生活历程，引领着她看见了象牙塔之外的人情冷暖和世间万象，也高山雪水一般，给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之源！

每当回忆起过往来，她总是感慨深沉，仰面笑答

：“我曾多次说过，我上过两次大学，一次是当搬运工，一次是考中武汉大学，这两段经历对我都非常重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