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独木不成林，再能打的将军身边也得有一群出谋划策的智囊，而这种传统也早已经流传千年。

民国时期有很多事物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在南京国民政府当家人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一个庞大智囊团，这就是著名的侍从室。

民国军机处

侍从室最早在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该机构最初仅负责随蒋奔走的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的工作，处理各类函件公文。然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侍从室的人员和组织也逐渐扩大。

等到1940年代，侍从室已经扩编为三个处和侍卫长室、参事室。

其中，侍一处负责军事和情报业务；侍二处则主要处理党务和政治业务；侍三处则负责人事调查和考核业务。同时，侍卫长室作为蒋中正的警卫单位，而参事室则负责研究专门性内政外交问题，以供蒋参考，类似于智囊团的组织。

随着蒋介石担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他身边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和意见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侍从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哪些情报需要上呈给蒋中正，以及他对人事的提拔和罢免。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往往被视为蒋介石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之一，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随着军事委员会的撤销和国防部的成立，侍从室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原本的侍一处被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继续履行其职责；而侍二处和侍三处则被整合并入了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以适应新的组织架构。同时，原本的侍卫力量也进行了改编，转变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一由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和管制，继续执行侍卫和警卫的任务，确保政府机构的安全与稳定。

空中将军周至柔

在侍从室一室中，有一位独特的人物，他就是周至柔，他不仅在此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是中国空军的奠基人。

1937年7月，国民党在航空委员会下新设前敌总指挥部，专门负责空军的作战事宜。在这个关键时刻，周至柔被任命为总指挥，毛邦初则担任副总指挥。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心士气，打乱其战役部署和作战计划，进而削弱其作战实力，中国空军在周至柔的英明指挥下，多次出动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和日占台湾机场等战略目标进行了远程奔袭。

抗战爆发后，周至柔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他不仅指挥中国空军，还协同苏联空军志愿队以及美国志愿航空队，共同对日作战。在这些战役中，从“八一四”空战中歼灭敌机6架，到“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大空战，周至柔和他的团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对日抗战的士气。

周至柔将军一生对航空教育抱有极高的重视，他的著作多与空军相关，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其著作如《空军指挥及运用》、《国防与航空》等，这些著作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学识，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空军发展的深远思考。

民国文胆陈布雷

在侍从室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文胆陈布雷。

陈布雷是一位在民国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他因才华出众而享有盛誉。在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用如椽之笔写下了多篇激昂人心的文章，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因此，他被视为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深受蒋介石器重。

然而，这些声誉的背后却是陈布雷深深地无奈。尽管在民族大义上国共两党可以团结御辱，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负责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他的角色和立场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蒋介石的侍从室可以说是人才汇聚，济济一堂。但是就像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轮船，轮船的马力再强，方向跑错了的话都是无济于事。可惜侍从室满堂精英却最终沦为了政治工具，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