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欧洲（法国与梵蒂冈）存留的伊尔汗国遗墨来看。伊尔汗在与欧洲政治势力的交往中，至少使用过三方代表中国天子的汉文篆书印章：“辅国安民之宝”、“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这些都是伊尔汗作为元朝从属地位的体现。

一、“辅国安民之宝”

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的阿鲁浑汗1290年致教皇尼古拉四世的复函。

· “辅国安民之宝”为方印，汉字九叠篆，韩儒林等认为此印为“忽必烈颁发给伊尔汗的专用章”（《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396）。它出现在阿八哈、阿鲁浑时代的多封汗廷文书之上，这些文书均由畏吾儿蒙古文书写：

1.

第二代伊儿汗阿八哈于的兔儿年，为基督教使臣卡多利柯斯特颁的执照。由于阿八哈汗在位期间（1265-1282）有两个兔年，故无法确定这一年可能是 1267年或1279年。

2.

第四代伊儿汗阿鲁浑1289年回复法国腓力四世的国书，这封文件是由欧洲汉学宗师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公布于1823年。

3、

阿鲁浑于1290年致教宗尼古拉四世的复函，藏于梵蒂冈。

4、

雷慕莎发现的阿鲁浑1289年回腓力四世（美男子腓力 Philippe le Bel）国书，还与一位元朝人的传奇经历有关，他就是“中国的马可波罗”列班·扫马。

二、第一位到西欧的中国使者

列班·扫马（Rabban barSauma），畏吾儿族景教徒，生于大都（可能是位于今日魏公村的畏吾儿人聚居地），曾在房山十字寺长年隐修学习。“列班”是叙利亚语师父之意，与犹太语中的“拉比”同源，而扫马（bar Sauma）则是他本人的教名，出自亚拉姆语“禁食之子”。

1275年或1276年，扫马与弟子列班·马古斯（Rabban Marcus 东胜州人）从北京出发开始了赴巴勒斯坦的朝圣之旅。他们顺丝绸之路西行到达伊尔汗国都大不里士，因战乱无法西行，学识渊博的列班·扫马被聂斯托利派教宗马屯哈任命为北中国与汪古部教区的主教。马屯哈去世后，扫马的弟子马古斯因为出身与蒙古接近的汪古部，在蒙古政治势力的支持下被推举为新一任景教教宗（“我一个中国人，过来就莫名其妙的当了教皇？？？”-虽然是景教的教宗）。

此时的伊尔汗阿鲁浑正面临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公开对抗忽必烈后，威胁伊尔汗国东部后方的问题，故亟欲解决面前的宿敌马穆鲁克王朝。曾与教宗霍诺里厄斯四世（Pope Honorius IV）通信的阿鲁浑向欧洲第二次派出了寻求缔结东西同盟的使者，代表伊尔汗国的正使正是老成持重，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列班·扫马。这项任务使扫马成为文献可查的第一位到达西欧的中国人。

· 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的1289年回法王腓力四世书，长180厘米，高25厘米。

· 1287年3月，扫马离开巴格达，北上至黑海乘船至君士坦丁堡，再乘船至意大利那不勒斯，访问罗马、热那亚，北上法国经途访问巴黎、加斯科涅等地，返回热那亚渡海返回中东。一路与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西部教宗尼古拉四世（Pope Nicholas IV）会面，传递了伊尔汗欲东西结盟夹击马穆鲁克王朝的计划，也收到了积极的合作意愿。

1289年，扫马结束了代表伊尔汗的第一次出使。他带着欧洲领导人的大量回函及赠礼，回到阿鲁浑汗处。雷慕莎1823年刊布的文书，便是阿鲁浑对列班·扫马带回的法王国书的回信。值得注意的是，这封国书的行文习惯与汉文是完全一样的，凡遇“天”及大汗的名字，均抬头顶格书写。

国书的大意，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 1890-1963）曾有过一文言译本，但因对元代史及蒙古史涉猎不多而错解不少。例如他将带回法王国书的伊尔汗使者中国北京人“巴什麻”（即列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中的Bar Sauma）想当然地写做了“法国使臣”（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2页。）。笔者根据英译本，兹将以元代汉译蒙语公文的体例及现代汉语的行文直译出。

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气力里，阿鲁浑大王奉书法国国王：扫马大师带回信函，我已阅毕，云：“若我国军队出兵埃及，贵国就予以援助。”我会在虎儿年冬季（1290）攻打埃及作为支持，愿天保佑，早春时节（1291）我军将会到达大马士革。若贵国如约出兵与我攻克埃及，愿天保佑，我会将耶路撒冷赠与君。若计划已定而我军战士行动迟缓，那将是徒费无益的（应立即行动）。若君欲回信，我亦很乐意接受你的信使携带法国的珍奇之物前来。我将此信托福与使者蒙喀里尔（Myckeril）带与君。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萌气力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牛儿年早春月六日，昆都仑（Ho’ndlon）有时分写来。

从阿鲁浑国书文本的大意不难发现，伊尔汗国政治文书与元朝公文形式几乎完全一样。准确的说，是严格按照元朝藩王令旨文书的格式：在称颂长生天的名字后，紧接称颂皇帝，显示自己在天子的庇佑下。

结尾的“昆都仑有时分写来”则代表“在昆都仑的时候写的信”，伊尔汗在波斯的汗廷，也也拥有元朝皇帝“两都巡行”一样的季节迁徙制度。例如扫马的出发地巴格达，便是伊尔汗的过冬处，从季节来看，Ho’ndlon之地，应是巴格达附近的某处汗廷驻地。元朝皇帝的圣旨结尾同样也有“某某有时分写来”之句，不过地址往往是大都，上都及两都之间驻陛的各皇家驿栈了。

阿鲁浑的回信，由往来于伊尔汗国与欧洲之间充当使者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带入法国，直至被雷慕莎发现于档案馆。这应该中世纪时汉字所进行的最远旅程。

三、“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

· 完者都汗致腓力四世的国书。

· “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为方印，汉字九叠篆。见于1305年第八代伊尔汗完者都致法王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国书之上。对于这方印上的具体文字，学界还有过如下几种意见：

1. “真命皇帝天顺万事之宝”，以美国汉学家田清波（Mostaert Antoine,1881-1971）与柯立甫（Francis Woodman Cleaves,1911-1995）为代表；

2. “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以德国蒙古学与汉学学者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我国蒙元史学者刘迎胜为代表；

3.“ 真命皇帝至顺万夷之宝”，以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和岩井大愈（《东洋历史参考图谱解说》）、我国蒙元史学者陈得芝为代表。

不过，以上三种观点均不完全正确，其冲突之处在于第五个字是“天”、“和”还是“至”，以及第八个字是“事”还是“夷”。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古语言学家照那斯图（1934-2010）结合20几方宋、金、夏九叠篆官印仔细辩认后判断，第五个字为“天”而第八个字为“夷”。故正确的文本为“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蒙元时期的宫廷文书和印章文字》）。文本内容显示了这方九叠篆方印代表的权力来源为大都的中国元朝皇帝，而且带有浓浓的中原本位及华夷主义色彩......

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印，应该是元帝之后赐予伊尔汗的新印。与阿鲁浑1289年的回书一样，1305年完者都致腓力四世国书也是由欧洲汉学宗师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刊布于1824年。

法王还是那个菲利普，伊尔汗却已经换了四个人......

完者都国书的内容，依然是维护反马穆鲁克王朝的（从没起过多少实际作用的）蒙古-法兰克同盟（Franco-Mongol alliance）。值得一提的是，经历长久战争的蒙古各兀鲁斯此时刚刚完成和解，元成宗铁穆耳的宗主地位，得到了西北宗王一定程度的承认。在完者都看来，蒙古帝国内战的结束是对抗马穆鲁克王朝的有利因素，故在信中提及，使这一文书成为了大蒙古国形式统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资料之一：

“......我辈兄弟因信恶臣之谗言，以至失和，乃今铁穆耳合汗，脱脱，察八儿，都哇与吾等其他成吉思汗诸后裔，皆赖上天之灵与福荫，结束迄今已有四十年之久的纷争，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日出地南家之国，西抵答鲁之海，已使驿路交会为一，我辈之国皆相沟通。吾人相与而约曰：苟有离心，必共击之。”（刘迎胜由黑尼士的德译版，及田清波、柯立浦的法译版译出）

文中的南家之国（Nangkiyass）即是蒙语中常见的阿尔泰-汉复合词“囊家思”（汉语“南家”的复数形式），指南宋故地的中国南方。“答鲁（Talu）之海”据20世纪内亚史学家丹尼斯·赛诺（Denis Sinor,1916-2011）考证，来自于突厥语中“海”Taluy，这个词至今仍存在于现代蒙语之中，含义依然是“海洋”，不过汉文习惯音译做“达赖”。Talu之海，便是极西之海的意思。

将阿鲁浑1289年的回书带入法国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此时仍在为伊尔汗国的外交事业服务。对于伊尔汗国，巴斯卡勒尔无疑是具有深厚感情的，因为其子Argone de Ghizolfi名字的来源便是他的老雇主阿鲁浑（Arghun）。1305年，巴斯卡勒尔又承担了呈递完者都国书的任务，还在蒙文文件的反面将其释以译文。

·

完者都汗致腓力四世国书的反面的巴斯卡勒尔手迹，也被钤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以显示其具有伊尔汗承认的效力。

这应该是近代以前，汉字“皇帝”所进行的最远旅程。

四、“王府定国理民之宝”

“王府定国理民之宝”，见于第七代伊尔汗合赞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的信件之上。合赞汗致教宗书信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呼唤夹击马穆鲁克的十字军。但他的合作规划远起父亲阿鲁浑要周密，长远的多，合赞建议卜尼法斯八世不仅要派出军队，更要征发足够的教职人员与基督教移民前往圣地，以重建被摧毁的十字军国家（1301年书信）。

次年，合赞又修书一封敦促教皇达成合作，即在结尾发现钤有 “王府定国理民之宝” 之印者。除教宗外，合赞积极联络的对象还包括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the Lame），英王爱德华一世。其中出使长腿爱德华处为的使者，为为其父阿鲁浑工作多年的热那亚商人吉索尔菲的巴斯卡勒尔（Buscarello de Ghizolfi）。

从印章本身文本内容来说，“王府”印所体现的与“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一样，是伊尔汗国在元朝之下的次一级政治地位。颇有意思的是，使用这封王印的合赞汗本人，极有可能完全明白这方印文本中表达的含义。因为第七代伊尔汗合赞是所有伊尔汗中，唯一能被文献资料证明了解汉语文的的。合赞的宰相拉施特，在他编辑的历史巨著《史集》中如此称赞其汗王那渊博的知识范围，及卓越的语言能力：

在各种语言中，他懂得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语、 客失米儿语、藏语、汉语、富浪语，另一些语言他也稍许懂一些......他了解伊朗、突厥、印度、 客失米儿、中国和其他各族的帝王历史，主要是他们各不相同的承袭序列，他把这些讲给各种各样的人听，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354页）

他了解大食人、中国人、蒙古人、印度人、客失米儿人各自掌握的【医疗】方法......（同书355页）

· 细密画中的三代伊尔汗，马上的祖父阿八哈，怀抱孙子合赞的阿鲁浑。这幅图画描绘的其实是《史集》中3岁的合赞首次见到祖父阿八哈的场景。

· 拉施特对合赞博学的纪录中充斥着太多肉麻的奉承之言，以至于学者难以尽数接受其真实性。但《史集》关于合赞汉、藏语能力及中国历史知识的描述，或许是相当真实的。

因为合赞与汉族文化的渊源，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深厚。在伊尔汗国活动的汉人群体，因为资料散碎及语言障碍一直以来受到漠视，实际上这一群体的规模恐怕并不算小。他们中有随旭烈兀西征的军人，源源不断西行的医生，工匠乃至于僧侣。成为在伊朗传播中国科学技术及文化的使者，要知道，《史集》之外拉施特编辑的另一部巨著便是《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库》。

合赞的乳母莫合勒臣 ，便是一位“汉人”的妻子。汉语很有可能正是他的母语之一。

他被托付给同忽勒塔黑哈敦一起来的，中国人伊升之妻，名叫莫合勒臣的性情温和的乳母。她是个容貌美丽，品德可嘉的妇女，与其他宗王们的乳母类似。她的儿子罕都还活着。简言之，亲爱的乳母在关切的胸怀中抚育他。（同书235页）

日后，阿八哈汗为合赞选择的太傅牙鲁黑，也是一名汉族僧人，佛教僧侣在《史集》中被称作“巴黑失”，一般认这个词来自畏兀儿语的baγšï，为汉语中的“博士”的借词。也有波斯语的Baksh，蒙语的Bagx，均源自梵语的Bhikshu（即“比丘”）的说法。

当合赞满五岁时，阿八哈汗将他委托给汉人巴黑失牙鲁黑 ，让他教育他，教他学习蒙古文和畏吾儿文，各种科学和他们【巴失黑们】的良好方法，他在五年内极好地超额完成了这些课程的学习，然后练习骑马和射箭。（ 同书 237页）

汉僧师傅对合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接受伊斯兰思想前的合赞，是一名相当虔诚而好学的佛教徒，为学习佛法倾注了大量精力。

世人无不知道：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祝他的统治永远巩固）幼年时，他的祖父阿八哈汗将他抚养在身边，关怀他，保护他。【阿八哈汗】指派偶像教巴黑失们【佛教僧】担任教师去照顾他，因此偶像教教义在他的心中扎了根，尤其是因为他的祖辈信奉偶像教教义，遵循偶像教之道。自从伊斯兰教兴起后在信奉它的所有各地完全被排除的偶像教在他们的时代重新出现。偶像教会壮大了，巴黑失们被十分尊敬地从印度、客失谜儿，北中国和畏吾儿地区送过来，到处建造寺庙，消耗了巨额财富。正如大家所亲眼看到的，传播偶像教教义的事业特别繁荣。伊斯兰君王【合赞汗】经常同巴黑失们一起在寺庙中，学习偶像教教义，对偶像教教义的爱好日益增长，对偶像教的信念加强起来。当阿八哈汗死后，他【合赞汗】的父亲阿鲁浑汗派他去掌管，统辖呼罗珊的军队，他在哈不伤城中建造了庄严的寺庙，大部分时间他在那些寺庙中同巴黑失们一起在交谈、进食中度过。

直到拜都夺取王位，合赞汗开始征讨他之前，对偶像教义的信仰和对偶像的崇拜是无法形容的......（ 同书348-349页）

至于合赞是不是唯一一位能看懂汗国王印之上“神秘文字”-汉字真正意思的统治者，还要等待更多资料的面示，我们才能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