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社会，官员任免的回避制度由来已经，到了朱元璋建立大明后，这种制度成了一条“红线”，变得不可触碰。尤其到了洪武十三年以后，鉴于胡惟庸等淮西勋贵集团结党营私的教训，对于官员因地缘、亲缘等种种关系结交朋党的防范，特别重视。

按照朱元璋的指示，将全国分为三大任职区域，凡“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用之”；凡“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于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用之”；凡“广西、广东、福建之人，亦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用之”。这就是所谓的“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明代时，最引人注目的回避制度，还是户部实施的籍贯限制，具体而言，就是凡苏州、松江两府和江西、浙江两省人士，不许在户部任官。朱元璋之所以会搞出这个制度，理由就是苏、松、浙江是国家财赋收入最高之地，这两府之人如若在户部任职，就可能会出现营私舞弊的现象。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规定，户部任官不许出现上述区域之人。有明一代，除了明末浙江上虞人倪元璐曾任户部尚书外，凡《明史》中有籍贯可查的户部官员，从尚书、侍郎到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都不是江浙苏松人。

建文帝时，江苏人齐泰和江西人黄子澄及浙江人方孝孺等参与国政，曾想改变这个规定，在他们的建议下，建文帝终于松口下了“苏松人仍得官户部”的旨意。可是到了拟用江西人王高为户部侍郎的方案提出后，建文帝又以“违背祖制”予以驳斥。

正统末年，江西吉水人周忱出任江南巡抚九年考满，这种高级地方官职，照例要加中央职衔。最初吏部给他的任命是加户部尚书衔，不过仅仅过了数日，吏部发现失误，马上将其改为加工部尚书衔。也就是说，就是个名义上的头衔也不能给。

到了崇祯帝任倪元璐时，大明王朝离灭亡已经不到一年时间，可是倪元璐本人犹念念不忘“祖制”，一再请求回避。因此可见，这个规定已成“雷区”，而不仅仅是“红线”了。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作出这样的规定呢？当时，苏松江浙兼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上看，这地地方自宋元以来，逐渐成为经济发达区域，到了朱元璋颁定赋税标准时，承担之重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从政治上解释，朱元璋因张士诚据苏松嘉湖负隅顽抗，陈友谅据南昌苦战鏖兵，因此心生怨恨，对这些地区的百姓加以重赋，这明显是挟私报复。

文化上，出身布衣的朱元璋看来，江浙苏松文风流被，从科举入仕的比例远远高于北方和西南，尽管实施名额的分配限制，但毕竟也不能遏制他们的总体数量。这些地区的官员数量多，势力大，倘若上下内外勾结，那么对于日后的子孙来说会有很大的隐患。因此，种种因素加起来，便有了苏松江浙人士必须回避户部官职的铁律。

说白了，苏、松两府和浙江、江西两省人士不能任官户部，还是朱元璋因种种缘故形成的一种成见。后来明代人士常为这个规定辩论。想改变它的，都是江浙苏松人，往往在突破人事禁限的委婉道理表述中，带出改变重赋江南之财经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