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王朝难有,千年的世家常在”。

但世家大族也绝非不受王朝更迭影响。

唐朝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到唐玄宗时期达到鼎盛，同时也暴露出种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终于在玄宗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此后叛乱虽被平定，却形成藩镇林立与割据的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农民起义，唐朝的统治难以维持，最终灭亡，依附于唐政权的太原王氏也逐渐衰落下去。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安史之乱后太原王氏的发展。

安史之乱及唐后期政治局势

唐玄宗在开创了“开元盛世”后便纵情享乐，消极怠政，社会诸多隐患和种种矛盾被激化，终于在天宝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叛乱于755年末至763年初，历时七年多，历玄、肃、代三代皇帝，波及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破坏之大，对唐王朝及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浩劫。

史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并邑榛荆，豺狼所。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均受破坏，百草荒废，万物救，民不聊生。

唐中央在平叛中也损耗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国力大不如前。

对于唐政权而言，比安史之乱本身更具倾覆力的是由其引发的唐后期长期的藩镇割据。

这些割据的藩镇中有一部分是平乱后新设置的，另一部分则是原安史余党。

战乱及其平定过程对中央的打击和消耗极大，使其无力再控制地方，一些节度使势力不断壮大，形成新的藩镇割据，而旧有安史势力过大，中央没有力量彻底将其消灭，在其表面归降后仍有割据之心。

在众多割据的藩镇中，力量最强大的是被称为“河朔三镇”的平卢、成德、魏博，中央无力削弱，只得极力安抚，而藩镇之间也常因利益纠纷战争不断，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

与此同时，唐朝后期还存在严重的宦官专权。

“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

自唐玄宗时起，宦官的职权不断增大，“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

如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及太平公主之乱而深受宠信，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真正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是在安史之乱后。

肃宗时，李辅国因拥立有功，官至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兵，“加开府仪同三司，兵部尚书”等职;代宗时，尊其为“尚父”，官至司空、中书令，“政无巨细，皆委参决”，后又有程元振掌权，“是时元振之权，甚于辅国”:德宗时，为防武将拥兵自重，将禁军全交给宦官掌管，“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这标志着自此以后宦官掌管禁军成为一种制度。

同时宦官还有监军权，二者结合使得国家军权在很大程度上由宦官掌握。

此外，宣官还控制了国家政权。

代宗时设置枢密使，专由宦官充任，使其可公开参政。

宦官典军、干政，大肆夺权，操纵国政，进退大臣，废立皇帝，唐朝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一连六位皇帝均由宦官拥立，宪宗、敬宗甚至被宦官所杀。

“大则倾覆朝政，小则构扇藩方”"，造成唐后期政治黑暗，斗争不断，南衙北司之争便是宦官专权的直接表现，还引发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和“甘露之变”。

宦官专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虽为朝官之间的斗争，却与宦官专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宦官过分侵夺权力，朝官的权力相对被弱化，于是官员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分成不同派别进行斗争，并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

唐朝后期的朋党之争具体表现为“牛李党争”，是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从宪宗时期到宣宗时期，持续将近四十年，唐文宗曾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这种恶性斗争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加深了统治危机，使其加速灭亡。

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导致唐后期政治混乱，统治黑暗，阶级矛盾激化，终于在停宗朝爆发了王仙芝、黄巢起义，这场起义持续十年之久，对中央政权和地方百姓造成极大的打击与伤害。

《旧唐书·黄巢列传》载:“自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徐、兖数十州，毕罹其毒。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春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唐王朝竭尽全力才将其平定，而接连遭到削弱的政权在此时己名存实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太原王氏最终也随着唐朝的灭亡而衰落下去。

安史之乱后太原王氏的政治发展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和士族均造成巨大打击，乱后的太原王氏能否恢复到之前的发展态势。

从以上两表中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的太原王氏科举与仕宦情况延续并发展了高宗至玄宗时期的繁盛景象，更多的人通过科举入仕，并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在科举考试上也倾向于仕途起点更高的进士科。

王氏24人中，三品及以上官员14人，其中5人官至宰相，历经代宗宪宗、文宗、懿宗、僖宗、昭宗六朝。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载:“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王氏，二日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宰相十三人(琅邪有方庆、玙、搏、璇;太原有溥、缙、珪、涯、睃、播、铎;京兆有徽、德真)。”

有唐一代，王氏任宰相者13人，其中太原王氏占7人，而这7人中，有5人处于唐朝后期，可见，唐后期太原王氏在政治上依然稳定发展着，并较前期更具地位与影响力。

但需注意的是，不仅太原王氏，这一时期其它士族在政治上的发展也很稳定，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也同样大大增多，这表明科举制在唐朝后期已成为一项较成熟的选官制度，动荡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对其造成很大影响，依然能够稳定运作。

当然，大量士族成员进入政权中心，并不代表士族这一阶层的再次崛起，他们只是以个人身份成为君权控制下的朝廷命官，从这方面看，这是士族的没落。

正如吴宗国先生所言:“唐朝后期大量士族后裔登上政治舞台，并不表明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还有什么势力，相反地，是说明他们已经最后融化在一般地主的行列中，从而丧失了地主阶级中一个阶层或集团的地位。”

任代宗朝宰相的王缙出自太原王氏河东支，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战功赫赫。

《旧唐书·王缙传》载:“缙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累授侍御史、武部员外。禄山之乱，选为太原少尹，与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谋略，众所推先，加宪部侍郎，兼本官。”

出色的军事才能使历任“持节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东都留守，河南副元帅，幽州、卢龙节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营田观察使”等要职。

王涯出自太原王氏乌丸支，历任宪宗、文宗两朝宰相，其政治发展自德宗到文宗历经六代帝王。

德宗时期，进士及第，以此入仕;宪宗时期，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文宗时期，任“吏部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代国公、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职。

在吐蕃入侵，幽州、镇州叛乱时亦献计献策。

同任文宗朝宰相的还有王播，其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的盐铁转运使，特别是宪宗“元和平藩”时期，这一掌国家经济命脉的官职为前线征战提供了后勤保障。

其墓志载:“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统楚蜀之师，入极台宰之尊，前后三总盐铁，既出又复，几二十年。凡朝廷平淮取郓，屠汴下沧景，干戈不息者十五六年，馈饷资费，随其缓急而立办，沛然若神给。……凡国有大征伐，不虑其费之有无。泊丞相晋公专征讨之事，兵食之给，悉出於公。”

“虽有溢美，却也反映出王播为“元和平藩”所做的贡献。此外，王播还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天性勤于吏事，使务填委，胥吏盈廷取决，书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胜，而播用此为适”，可谓“居官以强济称”。

懿宗、僖宗两朝宰相王铎，先是任宗朝宰相，在信宗朝爆发农民起义时被再度起用，《旧唐书·王播附铎传》载:“乾符二年，河南、江左相继寇盗结集，内官田令孜素闻铎名，乃复召铎，拜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铎的复召是得到宦官的支持的，在平定黄巢起义中也战功赫赫，再任宰相，后却因用人不当致使江陵失守，被罢相，失去平定起义的军权，“江陵竟陷于贼。天子不之责。罢相，守太子太师。

宰相卢携用事，竟以淮南高骈代铎为都统”。

又因高骈平乱不力，“贼陷两京”"，王铎有了再次平乱的机会。

“是时国命危若缀旒，天子播越蛮陬，大事去矣。若非郑畋之奋发，铎之忠义，由土运之隆替，未可知也。”

可见王铎在平定黄巢起义中的重大作用。

结语

以上对唐后期太原王氏重要政治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太原王氏成员在此期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及较大的政治作为，延续了安史之乱前的发展态势。

这得益于唐朝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机构的稳定运作，特别是科举制的成熟，使得士人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仍然可以投身仕途，同时，士族参政议政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权的稳定。

但这也反映出太原王氏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性，逐渐转变成完全受君权控制的国家官吏，这也是其衰落的前兆。

同时，动荡的大环境与政权的房弱也是必须正视的事实，表面的稳定与有序在各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被渐渐削弱唐朝再也无力回天。

面对唐王朝的分崩离析，太原王氏乃至整个士族群体都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