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气派非凡的别墅中，数十名仆人日夜辛勤地为屋主服务，而每日的餐桌上总有数十位亲朋好友共聚一堂。

当你将这一奢华场景与世界上的权贵和皇室家族联系起来，这样的场景或许并不让你感到意外。

然而，如果这一切都与苏联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有关，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935年，享有盛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并在其《莫斯科日记》中细致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他感叹道：“这些自封为国家和民族捍卫者的苏共领导人与他们的追随者，正在把自己变成特殊的阶级，他们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层，而广大民众仍在为基本生存所需如食物和住房而努力挣扎。”

罗曼·罗兰诧异的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

他对苏联的变化感到震惊，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群体”和“新兴贵族阶层”。

罗曼·罗兰的观点对吗？

当然是对的，苏联“红色贵族”的诞生确实可以视为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结果。

斯大林凭借他的巨大权力和对干部分配的控制，构建了一个明确的“红色贵族制度”——「官职等级名录制」。

在1923年11月8日的一个重要决策中，俄共（布）设立了一个详细的制度，该制度明确了选拔和分派领导角色的方式，规定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资格：

第一类官职等级名录，包括了大约3500个最关键的领导岗位，这其中涵盖了苏共最高层面的经济和政治领导者，以及大型工业组织的领导等。

第二类官职等级名录，包含了各部、局和机构的次要领导角色。

第三类官职等级名录，包括了全部地方级别的领导干部。

如果你有幸在这一特殊的体制下进入名录，就意味着步入了一个尊贵的圈子，你将会“被安排幸福生活”了，可以享受「红色贵族」独特的待遇。

如果你尚未被列入名录，那你就得想想法子了。

截至1924年，苏共中央确定了13163名领导者的总数。

与此同时，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贵族名录”的人数，如乌拉尔州委也制定了自己的官员名单，列出了1066名领导者。

但要知道，只有那些关键的地方领导职位是由苏共中央直接指定的。

这份官员名单详细列出了关键职位和职责，所有候选人都要接受苏共中央的审查和认可。

对于任何职务的撤职决策，同样需要苏共中央的批准。

而站在苏共中央权力巅峰的人，正是斯大林。

随着时间的流逝，「官职等级名录制」在苏联变成了专有名词。

有幸被录入在这个特殊名单中的苏维埃领导人转化成了“红色贵族”，他们不仅享有独特的社会地位，还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优待。

这种官员等级制度为每个级别的人员提供了特定的优势和特权。

从最高层的领导者斯大林，到集体农场的主席，每个级别都享有其独特的福利。

这包括：位于黄金地段的豪华住宅、免费提供的别墅、专属车辆（不仅领导者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家人，有时甚至可以选择多辆车）、专业司机、免费的餐食，以及度假和休养机构的旅行费用、补贴和医疗保障。

此外，他们还享有狩猎的特权、在特定商店购买稀缺商品和进口奢侈品的优先权（仅在莫斯科就有数百家这样的特供商店），以及其他多种特殊待遇。

因此，这一制度为苏维埃社会塑造了一个名为“红色贵族”的阶层，他们在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拥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苏联这种“贵族”文化一直存续至其解体前的时期，各级领导层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待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正如苏联“砸锅人”叶利钦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他形象地描述了，当某人成功攀登至苏共的权力结构之巅时，他将被视为无所不能，仿佛踏入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乐园”。

这话没有错，苏联确实为一二十个人建立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让几百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生活，令一大批精英能够体验这种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却在经济困境中挣扎。

这与苏联广告中所宣扬的人民平等、革命者之间的深厚友情，共甘苦共患难，同富贵共享乐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