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非常善于掌握主动，而伟人毛主席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他比谁都更善于掌握主动！

1949年元旦来临之际，毛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1月5日，毛主席又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此时的毛主席已经远非1945年8月底被迫前往重庆谈判之时可比，那时候蒋介石占据着多种优势，毛主席居于劣势地位，所以不得不要去重庆谈判。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毛主席占据优势，而蒋介石则居于劣势地位。

蒋介石居于劣势地位，

就连他在元旦当天发表的《元旦文告》都有所体现：以往，他在一切文稿中总是很嚣张地把中共蔑称“共匪”，如今，从这篇《元旦文告》之后，国民党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一律称中共为“共党”了，这是其一；而且，蒋介石在这篇《元旦文告》中曲折地透露了他即将下野的打算——他哪里愿意下野呢？只能以退为进了，这是其二。

早在1948年11月初，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一口拒绝了，他说，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是讲和平，我就得下野，现在还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可没想到的是，才2个月不到，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形势不由人啊！就连国民党内都发出了要求和谈、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强烈呼声；再加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有此意，想扶植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派出张治中等人与李宗仁商谈他下野之事与和谈的准备工作。以前形势对毛主席不利的时候，毛主席都能想尽办法变被动为主动，如今“三大战役”大获全胜，把蒋介石的统治赖以支撑的数百万军队打成只剩下150多万，形势已经完全有利于毛主席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当然更加当仁不让地要牢牢掌握主动。

首先，

毛主席在舆论上牢牢掌握主动，

除了在《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评战犯求和》两篇文章中对蒋介石虚假的求和言辞严加驳斥外，还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作出了霸气答复：伪总统蒋介石提出愿意和谈的建议，是为达到保持国民党政府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和谈8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其中，蒋介石是位列第一的头号战争罪犯，而

战犯的详细名单则早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就已经一一开列出来了。

这是身在西柏坡的毛主席有意以“陕北电”和“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的，目的就是要迷惑蒋介石。

毛主席在这篇电讯中指出，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这些，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其中，毛主席特意列举，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已经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毛主席表示，全国各民主团体都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是毛主席掌握主动的一个杀招：以战犯名单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形成巨大压迫。

毛主席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无异于对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他别无选择，只能黯然下野。蒋介石意味深长地选择在1月21日宣布下野，因为他对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满腹怨气，1月20日，是杜鲁门就职美国新一届总统的日子，1月21日则是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就职的日子，他只能以此表示对美国不满。

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尖锐地指出，蒋介石辞职了，把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蒋介石在辞职之前，就已经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台湾去了，他还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也运往台湾。这就让李宗仁将军既没有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他们扶植的李宗仁成了个空壳子而已，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法。

从艾奇逊的这段话来看，蒋介石已经预感到自己在中国大陆撑不下去，已经做好了退往台湾的准备了。这次下野，蒋介石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引退谋和书告》，并要李宗仁在上面签字。说是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后面就会知道，这位李副总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其实什么职权也行使不了，他完全就是个被蒋介石架空了的摆设而已。

当天，蒋介石拒绝了李宗仁要为他送行的要求。蒋介石在上飞机前特意去了趟中山陵，他在那里沉思了许久，直到下午4点10分飞机才起飞，起飞后，他特意要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圈，他在飞机上怅然若失地看了看南京。等到李宗仁带着军政要员们赶到机场时，蒋介石已经飞走了。仍如前两次下野那样，蒋介石这次下野仍然去了他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

蒋介石哪怕如此落魄，仍然精于算计，决不把把柄落到别人手里，比如，他宣布引退下野，国民党中央发布电讯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

李宗仁只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这就注定了李宗仁这个副总统终究只能是个手无实权的摆设而已。

李宗仁还没上台的1月19日，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向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去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去广州。29日，孙科果然把行政院迁去了广州。这么一来，国民政府一分为三：在溪口遥控的蒋介石，在南京代理总统的李宗仁，在广州办公的孙科，李宗仁对这一怪现象戏称为“一国三公”。

上台伊始，李宗仁想试图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做点事情，命行政院下发了若干指令，但遗憾的是，所有重大事情全都要蒋介石拍板，包括李宗仁在内，任何人都无权过问，于是，李副总统发出的那些指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李宗仁受命与中共和谈，满以为自己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能留下浓墨重彩的若干笔，后来才发现，他太天真了，和谈也是蒋介石说了算。

蒋介石把李宗仁拱到前台与中共谈判，他只不过是以此争取时间，尽快整顿溃败中的国民党军队，企图卷土重来。蒋介石对和谈作出上下两策的部署：上策是和谈成功，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下策是和谈失败，他退往台湾与中共隔海而治，

李宗仁对此一无所知。

而且，

蒋介石还瞒着李宗仁

早就把中央银行库存的92万两黄金和3000万枚银元秘密运去了台湾。

在前台跳来跳去的李宗仁这一切都蒙在鼓里，他派出与中共和谈的国民党代表团于4月1日飞往北平，但受到了中共有意的冷遇，晚宴结束后，周恩来约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责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原来，

代表团名义上是李宗仁派出来的，实际上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

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以周恩来等人为代表的中共一方完全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周恩来直言，三大战役结束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于是，这一回的谈判很快，4月15日晚，周恩来就把《国内和平协定》拿给张治中，强调，这是最后的文本，其实这就是最后通牒！

当晚，周恩来在最后一次国共双方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直言：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本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

周恩来给国民党下的最后通牒，其实就是在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这一步完全掌握了主动，一下子就把蒋介石幻想“划江而治”的美梦打了个粉碎！

参考书目：

《毛泽东与蒋介石》：叶永烈著，华夏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