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在把中国古代疆域推到极致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军队的控制。

安史之乱的爆发，本质上是唐军长期、大量使用“胡兵胡将”，但却没有建立严格控驭制度的恶果。

唐前期的疆域之辽阔，远迈秦汉。

至开元、天宝初，唐廷疆域直抵波斯边境，为汉人王朝之最。

但是，这种巨大的版图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大问题：边防压力巨大。

这主要是因为唐代周边的强势少数民族比较多——吐蕃、突厥、铁勒、薛延陀、回纥，一直到西域边外的波斯和阿拉伯帝国。

这跟秦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匈奴一家有明显的区别（到西晋时，鲜卑等其他民族才开始崛起）。

所以，唐廷为了节省募兵成本和训练成本，就想出了两个办法：

1、直接在边疆地区募兵。

2、建立节度使制度——而且，李隆基给了节度使非常大的权力：募兵权、收税权等等。

虽然，调兵权和统兵权在唐朝已经分开（唐初府兵制的规定），但是，到了唐玄宗年间，因为节度使要应机处理边疆防务——所以，调兵权和统兵权分离的规定也成了一纸空文。

这样，节度使的权力开始恶性膨胀。

于是，在盛唐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暗涛汹涌。

到了天宝年间，天下兵马共60多万，十大边地藩镇就占了49万，内地守军却只有19万。

典型的“外重内轻”。

况且，相比悍勇的边军，武备废弛的内地军队简直就是一群绵羊。

俗话说得好，“枪杆子里出政权”。

天下精兵多一半尽在边疆节度使之手，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胡兵胡将。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野心？

比如，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

他们麾下的兵马，有突厥、契丹、奚、回纥、仆固、同罗、室韦、鲜卑、渤海、黑水靺鞨、高句丽残部等几十个少数民族。

最要命的是，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屡言安禄山必反，甚至欲杀之。

而李隆基却犯了“疑人也用，用人也疑”的大忌——要么你就痛痛快快的杀人，要么你就换掉杨国忠。

但他却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这就是积累矛盾。把小事变成了大事。

于是，在杨国忠的刺激下，安禄山为求活命只能造反。

当时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中兵马接近19万。且平卢、范阳两镇，他已连任十余年。

期间广植亲信，党羽遍布军中，对手下的控制力，远非其他节度使可比。

而更加可怕的是，在叛乱爆发后，李隆基突然又怀疑起所有的胡人将领——把高仙芝、哥舒翰等名将都错杀了。

这加剧了胡人的恐惧和不安。

最后，在平叛战争中，唐军出动的部队还是以胡人为主力。

1、唐朝倚重的平叛军队中，最重要的主力是朔方军。

朔方大体位于今天宁夏、甘肃、内蒙一代，军中胡人比起位于河北、辽宁的范阳、平卢只多不少。

著名的铁勒人是其军中最彪悍的部分。

铁勒悍将仆固怀恩，是朔方军的二号人物，每战皆冲锋在前，勇猛无畏。

2、在其他几支主力军团中，胡人数量也不低。

以河东军为例，节度使李光弼便是契丹人。

这位契丹猛将屡次以少胜多，大败史思明，《新唐书》称其战功为“中兴第一”。

3、大唐的安西北庭军，由西域仆从军和唐军混编组成，胡人所占比例也相当高。

军中大将荔非元礼为羌人，尉迟胜是于阗人，白孝德为龟兹人。

4、此外，唐军还大量征调盟国军队参战。

其中便有叛军最为忌惮的回纥骑兵，名声最恶劣的莫过于那些原籍也门亚丁地区的阿拉伯人。

由此可见，唐中期因为府兵制的彻底崩坏，唐廷已经不得不将国防力量的基石，建立在了胡人的身上。

一个失去了自己嫡系部队的中央政府，必然会沦落到四分五裂、国无宁日的地步。

后来的清朝充分汲取了这个经验，将八旗精锐的大部分驻扎在京师和东北。形成以北京控驭天下的形势。

即使到了太平天国爆发时，仍然有北方的满蒙军集团和南方的湘军集团并立。

安史之乱，只是脓包破了的开始。后边的持续感染更来劲。

唐朝在册户口从天宝十四年的891万户锐减到广德二年的290万户，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到结束前后的当年的数据，直接损失户口三分之二。

安史之乱，只是脓包破了的开始。后边的持续感染更来劲。

唐朝在册户口从天宝十四年的891万户锐减到广德二年的290万户，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到结束前后的当年的数据，直接损失户口三分之二。

安史之乱，砸碎了唐廷的实力杠杆...安史之乱平定的当年，由于唐廷已经没有什么禁军了，所以西北竟然剩下朔方军独大。不过唐代宗刚即位看不清形势，居然想要把朔方军军权给扒拉过来。朔方军节度使仆固怀恩稍有不满就反叛。

这次仆固怀恩的反叛实际上比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还严重。因为仆固怀恩动辄引回纥、吐蕃、党项、氐、羌等外族入华，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当带路党。而且河朔藩镇是仆固怀恩故意让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并且和他们联盟对抗朝廷。拿近代中国的叛国罪论处，足够枪毙几百次了。

但唐代宗终于发现自己闯祸了，发现皇帝根本惹不起朔方军，竟然不敢公开承认仆固怀恩是叛国，说他只是被下属蒙蔽。其实连仆固怀恩他妈都认为国家未负怀恩，怀恩谋反是对不起国家，认定他是谋反要与他断绝关系。毫无疑问，仆固怀恩那妥妥就是叛国。要不是仆固怀恩最后一次当带路党时，突然病死在路途，恐怕仆固怀恩之乱比安史之乱伤害性更强。安史之乱所谓平定仅算是诏安，只是让河朔藩镇不再和唐廷争天下，不再发动叛乱，但依旧不听命唐廷。仆固怀恩还积极与河北独立型藩镇联合，背唐之心明显。

但史书就是这样。唐代宗的处境就是不能得罪朔方旧将，竟然还反过来粉饰怀恩之罪，说他情有可原。就是为了不扩大化。史书再记载皇帝说的这些话，史学家们就认为仆固怀恩是被皇帝逼得太紧了所以谋反，也解读为情有可原。这也是唐代宗实在惹不起这帮悍将了。要是换武则天时期，这种明显叛迹处以极刑不说，还得把仆固怀恩给改个名叫毒蛇怀怨、毒枭忘恩什么的...但唐代宗不行，做领导的被扇了巴掌还得笑着说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