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是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更是中华文明的根源，秦开创了一套不朽的文明体系，直到今天还在滋养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绵延了将近500年，秦帝国的建立汇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强势生存精神，如大河奔流，气势磅礴。

历史学家评价秦朝崛起的时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的时代。

整个秦朝崛起是英才辈出、圣主名臣交相辉映的熠熠星空。与其他朝代相比，秦代君王多为少年君主担当国之重任，尤其是秦昭襄王15岁即位、秦始皇嬴政13岁，这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一位是将秦统一大业推向巅峰的历史开拓者。

开疆拓土需要少年的蓬勃锐气、但少年轻狂更容易导致一叶障目，纵观秦之历史，真可谓是成也少年天子，败也天子年少。

《大秦帝国》总结秦衰败的原因归纳为十六个字：“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也就是：全力专注于开疆拓土、却忽视了基本的民众生计。

透过历史的尘埃，从这套厚重的《大秦帝国》中，作者孙皓晖提炼出秦国兴盛的根本有三条，概括来说就是：

一胜于法条周延，凡事皆有法式、

二胜于举国一法、庶民与王侯同法、法不屈民而民有公心、

三胜于执法有法、司法审案不依官吏好恶而行，人心皆服。

今人站在当下的角度回望这段历史，透过纷繁复杂的前尘，看到的不仅仅是秦帝国一时的强大，更看到整个秦的强盛背后给后世留下的宝贵治国财富。

《大秦帝国》精华版约120万字，作者孙皓晖耗费了16年完成的鸿篇巨制。

书中依据大量的史实、囊括秦代圣主、名臣、谋士的雄才伟略、编织进同时期其余主要六个大国的概况，娓娓叙述了秦代兴盛绵延的主要国策。

也是大秦之所以能傲视群雄、逐鹿中原成为霸主的主要原因。

01 凡事皆有法，搭建法治建国的基础框架

公元前362年秋，当时秦国国君秦献公在河西一战中中毒箭濒死、临终立次子嬴渠梁为新君，即后来的秦孝公。

当时秦国国力孱弱，为求得生存，不得已将函谷关割让给了当时强大的魏国。

为洗国耻，秦孝公求贤，卫鞅想施展抱负，双方相见恨晚，开始变法图强。

卫鞅（变法成功后尊称为商鞅）梳理了当时秦国的种种乱象，提出了《治秦九论》为基础纲要，并分批颁布了相关法令。

第一批颁布的法令围绕的是“弱民”治乱展开的，有严厉禁止私人斗狠的“私斗治罪法”、防止互相包庇的“连坐法”、预防间谍的“客栈盘查法”、及鼓励建功立业的“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权法”。

一批法令解决了当时秦国田制、军功、国家安全等迫切紧急的问题，为秦制度改革树立了总的框架。

这些法令的颁布和施行，鼓励百姓勤奋劳作、积极踊跃参军，有效治理了民间的无效争斗、逐步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根本。

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抢种期间争抢灌溉用水而两个族群殴的恶性事件，这一事件，在秦史上被称为“郿县私斗”。整个事件双方共有5000人参与，为了维护法令的威严，直接参与主谋、主凶、伤人的共有700多人处以极刑。

“郿县私斗”事件为新法的推行树立了初步的威严，纠正了当时民众毫无守法意识的乱象。

也因此涉及到了很多官员及不同部族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这种“法制治国”的理念，即便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也并不过时。

但新法的推行触及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遭到了不断地明里暗里的阻挠，利益受损者别有用心制造矛盾，把灾祸引到了秦孝公身边。

终究酿成了“太子封地风波“。

02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公平公正带来国家强盛

“太子封地风波”的根源是反对新法的秦朝旧臣暗中策划，利用太子嬴驷年轻气盛、轻率冲动的个性挑起事端。

太子冲动之下斩杀了三十多个封地的农民，激起了整个老族的愤慨，三万农户拼死要讨回公道，否则就要反秦。

这一事件如何处理，把新法的推行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太子封地风波中，太子嬴驷被削去太子位，依据新法条例斩杀了13名秦国鼎鼎有名的权贵和族长。

这令人震慑的处罚，如果没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足以见得秦孝公治国求强的决心。

公平公正的结果带来的是国民整体法治理念的提升，凝聚了秦国人心，内力逐步提升。

“太子风波”大大震慑了秦朝官员，打破了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旧秦法条。从此改变了旧官吏的拖沓和低效，改变了旧秦王朝根深蒂固的官场规则，整个国家的政令推行开始向高效运转。

在这个基础上，卫鞅（变法成功后尊称为商鞅）开始着手“二次改革”。

03 二次变法激发人才辈出、国家兴盛生机不绝

理顺了秦国的民生大计、权力规范、民俗民风等错综复杂的关联，让秦国逐步摆脱了“西蛮人”的落后与粗俗。

二次变法的三个侧重点是：

一、建立了郡县制，改变了封地自治、部族自治、国府直辖的混乱，改变了民治混乱、国力分散的结构性缺失，为秦国复兴打下了运转基础。

二、统一了度量衡，官府铸造法定的斗、尺、秤公开悬于各州府，杜绝商人欺诈或官府伤民，为吸引与各国通商做好准备。

三、废除了旧秦时期的部族私兵和世族私兵，由国家统一调配，演练。并淘汰落后的军备，不断创新武器装备，国家军力迅速上升。

二次改革从根本上梳理了国家的运转脉络，为国家机器的运行配备了完善的标准、高效的官吏、并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彻底摆脱了积贫积弱的旧秦面貌。

尤其是军队改革后，凡是在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将士都能得到晋升和嘉奖，大大激发了军队的战斗力。

而对于原来享有军功的阶层，商鞅变法法条中也明确规定了：“长时间没有建立新功者，予以剥夺原有军爵”。

打通了百姓立功进爵的通道，让既得利益者保持危机感，商鞅变法中军队治理的机制大大激发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秦国军力得以飞速提升。

商鞅变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秦国秩序的混乱无序和民生凋零、军队疲软等国家致命的缺陷，为秦帝国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朝的后续继承者往往是少年皇帝在权臣或者外戚的辅佐下继位，甚至出现了宣太后与“四贵”当政42年后秦昭襄王才亲政的非正常状况。

秦昭襄王的继任者嬴政，也是在母后及权臣吕不韦的掌控下，足足做了7年的“旁观”皇帝。

即便是内主孱弱、外强不时来侵扰，秦国通过变法积攒下了雄厚的实力依然让这个庞大帝国在历史的赛车道上一路狂奔，实力碾压其余六国，最终实现了一统华夏。

纵观秦朝发展的历史，整个兴盛都与商鞅奠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密不可分。

但在秦嬴政统一天下后，不再关注民生续力和国家公平，国家治理慢慢走向松弛。

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到公元前207年，仅仅14年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历史名篇《阿旁宫赋》中所描述的：

“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强盛的秦国面对强大的合纵六国无所畏惧，却溃败于国家治理大堤上的漏洞：“民生”。

让后人不得不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