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业，是指中国古代生产书籍的行业领域；宋朝作为中国古代一个被外邦势力一直欺压的王朝，被后世之人所诟病，而且宋朝又没有真正完成当时的大一统，所以不被人看好。

但是不可否认，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都是最繁荣鼎盛的时期，造就了古代历史中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是呈现出一个结果，即兴于唐、盛于宋，其中书坊业便是如此。

一、宋代书坊业的发展状况

（一）宋代官刻书籍的发展

所谓官刻，是指宋代朝廷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刻书，而刻书则是因为在宋朝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所以称之为刻书。根据《宋会要》的信息显示，公元963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要求刻印朝廷的刑事法典，因为当时的工部尚书窦仪说《周刑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重新编撰。

然后宋太祖下诏：“太祖建隆四年二月五日，乃命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等同撰集，.......诏并谟印颁行。”

这次宋代皇帝要求刻印刑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同时也标志着宋代官刻书籍的开始。

宋朝的官刻分为朝廷中枢各机构和地方官府机构，朝廷官刻主要以国子监为主，还包括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国子监是宋代朝廷中枢主导的国立大学，因此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都是儒家经典，也包含少许其他类别的书籍，而崇文院是宋代贮藏图书的官署，秘书监则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等等，司天监主要负责掌握天文变化和制定历法以及占卜凶吉；

因此这些宋朝机构所刻印的书籍，本质上都是为了宋代朝廷的统治，所以也是宋代社会主流思想书籍的风向标和传播者。至于地方官刻，主要是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等宋朝地方行政机关会进行刻书，并且在地方各州、县，以及军学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资进行刻印书籍，所以也属于官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宋朝通过官刻书籍进行外交活动，根据史料记载：“在公元989年，宋太宗赏赐《大藏经》给高丽国使臣”；然后从宋太宗送出佛门经典开始，此后宋朝在外交活动中，赠送的书籍涵盖儒家经典、佛教经典、历史典籍、医学典籍等各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因为官刻的大力发展，才得以实现的。

（二）宋代坊刻书籍的大力发展

坊刻，是指民间生产书籍的作坊和店铺；宋朝，作为中国雕版印刷最为发达的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有书坊进行书籍的刻印，其中福建、浙江、四川等地更是形成宋朝书籍刻印的重要地区。

宋代的坊刻就是书坊业发展的主体，在当时每一个进行坊刻的书坊都是有着一套技术团队，分别是写工、刻工、印工等多个技术人员；在整个团队的支撑下，即便是再小的作坊，都能印刷出令人满意的书籍；

例如南宋时期都城迁至临安城，当时临安的棚北大街，有着很多极小的坊刻小作坊，被称之为书肆，甚至在临安的太庙前呈现一片书肆林立的境况，在这些书肆当中，因为有纯熟的刻印工匠技术，所用的纸墨材料都是上品，因而依然被临安文人视为刻印精美的艺术品。

因此从整个宋朝来看，书坊业最发达阶段当属南宋，关于这一点张秀民先生所著的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发现北宋刻书地可考之处只有三十余个，而南宋有近二百个；

而且南宋都城临安的刻本是整个宋朝印刷书籍最好的，在宋朝人士叶梦得所著的《石林燕语》中有着明确描述：“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这里对临安还是称杭州，是因为叶梦得所处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北宋时期，包括还指出汴梁的刻本存在的情况是：“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

在如今的上海图书馆收藏了一本刻本，便是来自南宋绍熙年间的“万卷堂家塾刻本”，是由南宋建安坊刻名家余仁仲所刻印。

宋朝的坊刻印本不仅受到宋朝自身的欢迎，即便是到了明朝依然被追捧，例如明朝钱塘学者高濂曾言：“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可见刻印技术成熟和书坊业发达的宋朝，留下的印本书籍都是后世的艺术珍品。

（三）宋代书坊业刻印书籍的种类

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例如《中书五经》和《三经新义，这些都是卖给读书人的，因为在宋朝的各级学府书院之中，老师的儒学教材都是这两本典籍。包括还有针对孩子启蒙书籍，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蒙求》。

但是也刻印佛家经典和史书典籍，例如当时杭州有晏家书坊和钱家书坊就刻印佛门经典《妙法莲华经》；例如史书记载，公元1085年，宋神宗特许高丽使臣在宋朝境内自行购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这个信息说明在宋朝、佛家经典也是颇为流行，也许宋朝很多人不一定信奉佛教，但可以是宋朝读书人因为喜欢看书而涉猎多类书籍。

二、宋朝书坊业发展的原因

（一）重文抑武之下宋朝书坊业不发展都难

宋朝的重文抑武让书坊业有了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公元960年，宋朝在宋太祖赵匡胤的手中建立，赵匡胤作为后周政权的武将，为后周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在后周担任禁卫军最高统帅（属于后周军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岗位），这也是后周皇帝柴荣对赵匡胤的信任；

但是作为后周武将的赵匡胤在柴荣去世之后，选择辜负柴荣，在柴荣去世后的第二年，赵匡胤带着嫡系人马在开封城外的“陈桥驿”举行了一场“黄袍加身”和被逼上位的大戏，最终让赵匡胤完成取代后周的目标。

只是这个结果给赵匡胤心底深处埋下伏笔，因为赵匡胤作为后周武将没有对后周皇帝尽忠，所以很难说赵匡胤麾下的武将就一定忠心耿耿，说不定某天也来一场兵变，若真是如此，将追悔莫及。

可是史书记载，赵匡胤本人刚开始并没有着急，只是对藩镇割据的局面问计于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其道何如，”

赵普直接回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

赵普之言让赵匡胤恍然大悟，而赵普后面还有一句解决的办法：“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只有夺去武将的军权，给他很多金钱养老即可。至此，赵匡胤来了一场“杯酒释兵权”的戏码，成功掌握大宋的兵马。

自此以后，宋朝大力重用文人，尤其是在宋太宗赵光义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后，对文臣极为倚重，而对武将基本上没有信任可言，从而让北宋形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读书人越来越多，所以宋朝的书坊也直接被推动起来。

（二）宋朝科举制的改革对书坊业的推动

科举制度是隋朝时期为了打破“士族门阀垄断朝廷官场”的格局，才设立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隋朝何唐朝自身就是门阀世家支撑起来的王朝，对士族的打压限制终究有限，所以隋唐时期的读书人出身于平民百姓的属于少数。

不过历经五代十国对世家大族的屠杀，到宋朝时期已经不存在左右朝政的士族，因此宋朝科举制度之下，先天具有较为公平的仕途机会；无论是什么出身，只要不是罪犯，然后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就能被朝廷录用。

不仅如此，宋朝本着特别优待“文人”的原则，还设立一个“特奏名”的录用方式，根据《宋史·选举志》的记载：“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故曰特奏名”，简单来讲便是考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落榜，但在积累一定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后，便可以被官府登记在册，然后以此参加朝廷设立的附加考试，之后会被赐予进士出身，并且授予官职。

据史料显示，这个“特奏名”制度的开创者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70年，宋太祖认为“非以特恩，终成遐弃”，于是把已经参加十五次科举考试都未通过的读书人特赐进士出身，当时共有106名，后面有宋太宗和宋真宗两位皇帝进行延续，从而成为宋朝的科举制度里面的正式规制。

如此优待文人的政策，给了读书人更多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读书当中，所以推动着宋代的书坊业蓬勃发展。

总而言之，宋代书坊业能繁荣发展，主要还是宋朝统治者对文人的支持和优待，而且宋朝对文人授予官职不在意是否引起整个宋朝官场的臃肿，这样的态度，让宋朝文人极为兴奋，更让宋朝的商人极为兴奋，所以造就宋代书坊业的兴盛局面。

参考文献：

《宋会要》、《宋史》、《中国印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