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宋文学家苏轼，人们不免会想起著名的“乌台诗案”。

那么苏轼究竟写了什么而引发“乌台诗案”呢？其结果又如何？

这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宋朝到了宋神宗时期，面对国家已经到了民穷财尽、国库空虚、军备政事都处于衰微的局面，宋神宗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命运。

他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因操之过急，一些弊端也显露出来，造成老百姓的日子更难了。

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也不少，苏轼就是其中一位。

苏轼也因此受到主张变法的反对派的排挤，他在朝廷无法呆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外调，先后到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就在湖州，出事了，出大事了。苏轼被捉拿到御史台审问。

他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引出被审的事呢？

原来，苏轼在外地做了湖州知府，按当时的规定，他上奏了《湖州谢上表》。表中有几句这样的话：“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作为人臣，我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但是皇恩浩荡，还是继续任用我。

古人在写文章时总是注意遣词造句，力求能表词达意，何况苏轼是大文人，写诗作文原本就十分讲究。

当时刚好又遇到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和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

保守派认为变法无事“生事”，“新进”则是王安石引进的个别品质低下的变法新人，于是“生事”、“新进”这些本来就很普通的字眼，这时被赋上了深刻的内涵，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攻击的专有名词。

当时的一个监察御史李定摘了“生事”“新进”等词语，加以“愚弄朝廷，妄尊自大”的罪名，提请整个御史台弹劾苏轼。

但是光凭这一点来定苏轼的罪，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不巧的是，苏轼的一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版。

这就给御史台的一些人提供了良机，他们经过四个月的苦心挖掘，终于找出苏轼很多首诗中存在犯忌讳的词句，于是上奏朝廷，称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于是，宋神宗派钦差到湖州传唤苏轼进京。苏轼一到京城，立刻被逮捕了。

从当年八月到十月，御史台审了苏轼将近三个月。据史书记载，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栖息了几千只乌鸦，所以人们就把这专案叫做“乌台诗案”。

御史台的人在苏轼的词里找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词，苏轼也被逼写了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承认了他对新法的不满意。御史台由此认定苏轼诽谤新政罪名成立，苏轼必死无疑。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转机呢？苏轼没有被杀是他遇到了贵人。

幸得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下过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律不杀大臣。”

幸得宋神宗不是一个昏君，谨慎做事，他清楚苏轼本来就是一个口不择言的文人。

幸得曹太皇太后为苏轼说情，请求神宗免他一死。

幸得苏轼讽刺过的那些“先进”那些“生事者”，如王安石、章惇那样的人站出来给他说好话，劝宋神宗放过苏轼。

最后，宋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来个顺水推舟，赦免了苏轼的死罪。

当年十二月，苏轼被贬到黄州，充团练副使，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能签署公文。

苏轼因《湖州谢上表》的几句话引发了文字狱，比起因文章言行而在残酷的文字狱中丢了性命的人来说，苏轼算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