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宋辽交聘的确立

宋辽双方为交聘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了系统化机构的设置和构建——从政治上看，宋辽交聘的实质是宋辽双方武力均势下的和平“对等”外交，一方面彰显了交聘活动是宋辽朝廷官方政治互动中的大事要事，另一方面也表明宋辽交聘将深入而广泛地影响了宋辽时期。

维护两国邦交正常，对化解两国争端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中原汉族与契丹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经济文化科技的高度发展，与两国交聘制度的正常运作有密切关系。

会同四年（942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辽太宗）以后晋皇帝石重贵即位拒不称臣为由，趁机率军南下攻打华北，意图一统中原，五年（947年）后攻克后晋都城并占领大部分的中原地区，后晋亡。

随之耶律德光在东京汴梁称帝，改国号“大契丹国”为“大辽”，正式建立辽朝。

相继与中原地区的后汉、后周和宋保持对峙状态，尤其是951年，郭威在开封起义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后汉王族刘崇在契丹的册封下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随即契丹与北汉结盟。此后便一直与中原政权形成对峙关系，并交战不断。

在这样的形势下，974年宋与契丹之间开始寻求议和。自960年宋朝建立起，辽朝占据幽云十六州就是宋朝的一块心病，因此宋朝政权一经建立，统一计划就提上了日程，收复燕云，恢复“汉唐旧疆”是宋太祖的重要政治目标，太祖朝与辽通好实为统一大业中的一个策略，即以通好之名暂时稳固北方，以为平定江南创造有利条件。

这一策略也确实颇有成效，到太宗朝，基本统一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

随后宋太宗将矛头对准北方，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朝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五月灭北汉后，六月宋太宗“以将伐幽蓟”，亲率大军正式发动了对辽的征伐，宋辽首次交聘也随即告终。

签订澶渊之盟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九月，辽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南伐可谓倾“举国”之力，但实际目的是以战迫和，在这场交战中，宋真宗在主战派寇准等大臣的力促下虽亲临前线澶渊城，但宋朝已实施多年“重文轻武”的政策，因此思想上也是欲遣使议和。转机出现澶渊城下契丹大将萧达凛被宋兵射杀后，辽朝萧太后的议和意愿随之加剧，宋先遣“崇意副使曹利用请和”，辽遣“飞龙使韩耜持书报聘”。

次月，宋朝再次遣曹利用至辽，但未同意“归还”辽要求的关南十县，随后“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达成和议，即后世所说“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之间便开始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交聘往来。

澶渊之盟通过条约的形式使宋被迫接受以“对等”国家之礼与辽朝往来，但辽却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与中原王朝“对等”的政治往来地位。

澶渊之盟之前，宋辽的对抗关系使得北宋君臣直接公开地称契丹为“夷狄”甚至“禽畜”，澶渊之盟签订后，尽管“华夷之辨”仍旧占据着北宋士人的思想主流，夷狄之称也并未销声匿迹，但直接公开的出现双方交往的官方文件中的情况已大为减少，而多代之以“北朝”“大契丹”之类的称呼。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大体保持了和平往来，但双方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澶渊之盟的缔结是中国民族交往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夷夏之间百余年都未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成为宋辽长期对峙时期的重大节点，“景德元年，两国乃复通和”，

以此为界，开启了第二次宋辽交聘，在此阶段，夷夏格局发生了变化，对民族交往交融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民族情感上，宋辽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都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民族友好关系，宋辽人口流动逐渐形成了民族混居杂居的居住格局，加之以通婚等催化作用推动了“汉契一体”的形成，在血缘上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大融合，使民族感情更加亲近，使得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推动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断地形成。

尽管宋辽当时尚且处于民族自在发展阶段，现实的政治军事关系也处于对峙状态，不可能形成理论性的“多元一体”思想，

但正由于契丹等各族逐渐具有“中国”认同意识，不断地向中原靠拢，与中原各民族相互凝聚，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共同形成中华民族。

由此而言，“汉契一体”的形成过程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宋辽交聘的理念

民族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过程，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互动和嬗变也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阶段，各民族因受到了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环境、农牧经济依存互补和独特的“天下”观念等因素影响，各民族间日益接近，互相交往，互相依存，不断追求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日益增强，

宋辽交聘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阶段中各民族互动与嬗变之典型。

宋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对峙时期”，也是各民族你来我往、交往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此阶段宋辽持续了百余年的交聘往来，宋辽交聘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以及在道统思想影响下的“夷夏观”之发展。

宋朝实施“守内虚外”的国策，辽朝实行“番汉分治”，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度”，为契丹深化“中国”认同，宋朝淡化“华夷之辨”，增强汉契“一家两朝”的共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各民族的和平交往的历史以及隋唐民族大交融则为宋辽交聘提供了经验借鉴，奠定了统治基础。

延续前朝，汉契的思想观念是具有一定的相向性，宋辽交聘也是汉契“华夷一体”“天下中国”“大一统”等政治、民族观念的客观要求。

契丹方不断地强调“一家两国”思想，要求政治地位“对等”的意识，追求在“中国”的正统性，与宋同为“中国主”，而汉人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淡化了“华夷之辨”，“华尊夷卑”的观念逐渐退出了主流民族观。

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宋辽交聘尽管形式上是相对立的政权，但实际上二者，尤其是契丹，不断地强调“中国”认同，追求在“中国”的正统性，也通过宋辽交聘这一过程表现出来想要统一“中国”，因此汉契观念上的“一体”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同风”、汉契交融。由此在宋辽交聘过程中表现在政治交往方面。

国书往来的格式与称谓、朝廷之命授予个人名义的边防“牒文”互换以努力保持双方的和平关系，宋遣使“假官”制度，接待对方使节的仪式趋同化等都能看到契丹方对“对等”地位的强调和追求，宋对“天下中国”“夷夏一体”观念的延续。

表现在经济交往方面，宋对辽的岁币输纳、互通国礼、官方与民间贸易往来、开设榷场贸易、宋钱在辽境的大规模流通都加强了双方经济上的联系，成为绾连宋辽关系之重要因素。另外宋辽交聘也对汉契个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深刻、生动、具体的影响。

宋辽使节的频繁接触以及与君主的非正式场合社交建立起私交之情，促进双方淡化了“贵华贱夷”“严夷夏之防”。

宋辽交聘维护了边境和平，民众越境往来频繁，经济贸易联系是汉契百姓往来之动力、百姓移居形成了民族杂居的格局，成为了“汉契一体”形成之催化剂，越境参加佛事活动也逐渐成为常态，宋辽甚至为双方往来之人提供食物住宿等生活所需，都是“华夷一体”“南北一家”思想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各方面都促进了汉契交融。

民族的融合的完成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汉契一体”在当时也就是一个形成过程

，所谓“一体”并非已经完全完成，实际上一直处于形成状态，并在金的统治之下进入到另一个阶段。高丽等他政权对宋辽都以“中国”之礼仪规制进行朝贡，体现了中国“不分内外”“不分华夷”，华夷可“共统”中华，为宋金、元代一统以及为中华一统奠定基础，其实也表现了汉契在“中国”观念上的“一体”。

总的来说，在宋辽交聘促进了“汉契一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建构，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自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部分，为中华各民族间关系赋予了一种一体多元、平等互动的新鲜内容，对后世的民族关系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