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39年12月11日傍晚,安徽萧县,八路军第4纵队6旅17团驻地平静祥和。
谁也没有想到,在夜色掩盖下,一场阴谋正在酝酿。
阴谋的酝酿者,是17团团长刘子仁。
刘子仁,河南永城人,1900年出生,早年曾经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倒戈投靠蒋氏。
抗战爆发后,刘子仁回到老家拉起一支武装,打出抗日大旗。
刘子仁曾经在军队待了十多年,很会带兵,不久便把这些乌合之众变成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的队伍。
刘子仁为此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的队伍所向无敌,永城第一。
不过随着日军的到来,刘子仁很快清醒过来,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
1938年日军占领永城后,刘子仁的队伍屡战屡败。刘子仁终于明白,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才能掀起波澜,不然迟早会蒸发掉。
那么,谁才是“大海”?经过观察后,刘子仁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新四军。
新四军的兵力虽然没有那么强大,但是战术对头,敢拼敢打,还得到百姓拥护,是不折不扣的“潜力股”。
因此,在1939年8月,刘子仁加入了新四军。
新四军胸怀博大,海纳百川,热情地接收了刘子仁,还让他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副总队长兼1团团长,仍然指挥自己的队伍。
1940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彭雪枫的新四军第6支队和黄克诚的八路军第2纵队合编,成为八路军第4纵队。
1940年,刘子仁的队伍编入八路军,他担任八路军第4纵队6旅17团团长。
除此之外,上级还任命他为夏邑县县长。
由此看来,组织上对他很信任、很倚重。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刘子仁前途无量。
可是,加入新四军不久,他就后悔了。因为没有加入之前,军队是他的私人军队,是“刘家军”,刘子仁一手遮天。
加入新四军、八路军之后,政委是上级派来的,团里面的营长、连长也是“外来人”。
如此一来,刘子仁有一种被架空的感觉,人事权和财权自己都不掌握了。
这本来是革命队伍正规的管理方式,刘子仁却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因此,他产生了将队伍拉出去的想法。
然而,想要将队伍拉出去谈何容易?组织上已对刘子仁的队伍进行了改编改造,包括团政委、营长、连长在内的40多名干部,都是组织成员。刘子仁如果那样干,首先会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自己独自出去吧,刘子仁心有不甘,毕竟队伍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
再说,单枪匹马出去,无论是到日本人还是蒋军那里,自己都一文不值。
如何将队伍带走,刘子仁犯了难。
就在他苦苦思索的时候,机会来了。
1939年12月11日下午,6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忽然召见刘子仁;“纵队领导决定对耿蕴斋、吴信容采取措施,我决定让你去通知他们来旅部开会。”
耿蕴斋、吴信容是什么人?上级要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
耿、吴二人都是安徽萧县人,两人还是邻村,是一起长大的伙伴。
抗战爆发前,耿蕴斋萧县第四区区长,吴信容则是萧县联防队队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耿、吴不甘当亡国奴,像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举起了抗日大旗,拉起队伍开始保卫家园。
他们在萧县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对敌作战勇敢,队伍发展很快,人马很快就达到了一千多人。
和刘子仁一样,和日军作战他们实力太弱,于是在1940年选择了加入了新四军。
这时的吴信容,是八路军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
耿蕴斋担任的职务也不低,是特务团团长,兼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
可以说,整个6旅,刘子仁、耿蕴斋和吴信容三人是挑大梁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耿蕴斋和吴信容跟刘子仁一样,觉得自己跟着新四军“太不划算”了。
首先是队伍被改编了,军权打折了,财权丢了,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其次,二人觉得加入新四军、八路军太受拘束了。
比如,他们原来在队伍中为了活跃气氛,配有女秘书、女勤务兵若干,这些女兵每月能报销脂粉钱若干。
二人还有一个习惯,即打仗前要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再祭奠一下关公,然后才能上战场打仗。
然而加入新四军之后,酒不能随便喝,迷信不能随便搞,女兵也不得不离开队伍,这让他们感到非常郁闷。
因此,两个老乡经常趁着聚会的时候大发牢骚,怀念之前的“美好时光”。
言谈之间,他们不由就流露出负面情绪,说过激的话。
隔墙有耳,这样行为很快被上级获知。
纵队领导为了防患于未然,让6纵政委吴芝圃出面解决问题。
那就是首先以开会的名义,将二人召集到旅部驻地,进行思想教育,如果他们图谋不轨,则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扣留。
政委吴芝圃经过考虑,到了17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将通知二人开会的任务交给了团长刘子仁。
这一来,可捅了大娄子,正好为刘子仁叛变提供了便利。
那么,吴芝圃难道不知道刘子仁是什么情况?
跟耿、吴二人有所不同,刘子仁比较有城府,他深藏不露,将不满埋在心底。
还有一点,刘子仁是党员。
因此,吴芝圃当时并未看穿刘子仁的真实面目。
接到命令之后,刘子仁大喜:真是天助我也,此时不反还等何时?
到了18团驻地之后,耿蕴斋、吴信容正在对饮。
看到刘子仁到来,二人急忙起身迎接:“刘团长,来喝两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刘子仁焦急万分地说:“都火烧眉毛了,你们还在这喝酒。”
“吴芝圃让我通知你们到我那里喝酒谈心,到时候以举杯为号要将你们拿下!”刘子仁又说。
耿蕴斋、吴信容听后酒都吓醒了,把目光偷向刘子仁:“你说咋办?”
“一不做二不休,将部队带出去!”刘子仁恶狠狠地说。
耿蕴斋、吴信容把酒杯一摔,站了起来:“好,我们听你的。”
结果,在这天晚上,三人借着聚餐的名义,将17团的40多名干部包围在团部会议室。
这些干部中,有3名团级干部,他们分别是17团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和政治部主任糜云辉。
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见大功告成,肚子也有点饿了,到团部的食堂去吃饭去了。
反正17团的干部已经被抓,不怕他们跑了。
可是他们想错了,被关押的八路军干部可不会束手待毙。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
被包围之后,他们并没有慌乱,而是在沉着冷静寻找对策。
战士们都是刘子仁带出来的兵,很听他的,然而大家平时跟团政委朝夕相处,也有感情。
因此他们做事不会那么绝,这就为蔡永他们脱险提供了便利。
当天晚上,蔡永、周大灿、糜云辉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聚在一起,悄悄商量如果应对。
副团长周大灿气愤地说:“真是瞎了眼,没有看透刘子仁这个叛徒。”
团政委蔡永小声说道:“现在后悔没用,还是想想如何出去,将他叛变的消息传给吴芝圃政委,不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政治部主任糜云辉说道:“政委说得对,但是外面全是刘子仁的人,想要从他们的重重包围中脱困,困难不小啊!”
蔡永眉头紧皱,沉吟片刻后说道:“我有个主意,等会我们借口上茅房,出去后抢夺机枪,然后掩护被关押的同志们撤退,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大灿听后连声叫好说:“这办法不错!夺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此后,周大灿便嚷嚷起来:“糟了,吃的东西有问题,闹肚子了。”
接着,糜云辉等几位同志也叫喊说“肚子疼”,提出要上茅房。
出了会议室后,大家藏在了暗处,等待时机。
这时候,又有一个干部说肚子疼要出去,趁着哨兵开门的时候,大家将其打倒,然后冲了出去。
这时候,刘子仁他们刚好吃过饭回来。见此情形大惊失色。
刘子仁挥着手枪,指挥手下向八路军干部们开枪。
周大灿和糜云辉他们挥舞着木棒,不顾一切向前冲,扑向敌人的机枪。
然而,由于敌人的火力太猛,周大灿和糜云辉他们没有冲多远,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团政委蔡永前仆后继,冒着密集的火力,继续带领同志们突围,这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踉跄了一下就要栽倒。
战友们发现后立即赶了过来,轮流背着冲出突围。
(蔡永伤好之后重返部队,建国后成为开国少将)
除了周大灿、糜云辉之外,特派员温治平、组织股长盖卓如等十几名干部也在这场突围中英勇牺牲。
3人的叛变行为,给对八路军的敌后抗日行动带来不利影响。时任第四纵队参谋长的张震上将,对此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说:
“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教训极其深刻,由于三人的叛变,永城、萧县、夏邑地区随即为叛军所盘踞,豫皖苏边区形势迅速恶化,使我们从此失去了巩固的后方。”
三人为了荣华富贵投靠敌人,后来得到了什么?
17团的干部突围后,刘子仁、耿蕴斋和吴信容3人带着17团和18团2000多人脱离八路军,投靠了汤恩伯。
投敌后,耿蕴斋被任命为蒋军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1纵队少将司令。
吴信容担任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第3支队支队长。
刘子仁任苏鲁豫皖边区挺进第一纵队副司令兼第2支队支队长。
表面上看,三人叛变后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即荣华富贵。
可是三人后来的结局,却并不那么好。
吴信容投敌后并没有被高看重用,也没有得到汤恩伯的信任,认为他是卧底,把他当贼防。
因此,他郁郁不得志,于1942年因病去世。
临终前,吴信容后悔了,他告诉吴信元说:“我走错路了,还是革命队伍好,你要瞅机会回到革命队伍中去。”
1944年,吴信元遵照哥哥的遗愿率部起义,被改编为新四军4师独立旅,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刘子仁也一样不被信任,他一怒之下再次倒戈,在1944年投靠了日军,当了伪军师长。
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新编54师师长。
1949年12月25日,刘子仁看大势已去,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
可是,这一次他的好运到头了,在运动中被枪决。
相比之下,耿蕴斋的结局应该是最好的了。
解放战争刚拉开帷幕,耿蕴斋就逃到了到解放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深的忏悔。
有意思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当了蒋军的官,却背地里把子女悄悄送进延安,不知道这是一种风险投资,还是知道了延安要最后取得胜利。
不管怎么说,1951年之后,耿蕴斋一直活到了1962年,得以善终。
尽管如此,耿蕴斋在死的时候,身份只是个普通农民,而当时18团的干事徐春阳,建国后担任了26军政委,1988年授予中将衔。
如果不是走错路,他们的人生该会多么辉煌,可想而知。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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