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前中期各类火器相关的文章有很多，论述也较为详备。但其论述多集中在那些引人注目的重炮上，而对使用最为普遍伴随绿营兵丁征战四方的轻型火炮却较少关注。

清前中期“苗疆”战事中清军火器的应用及其战术

一火炮的山地运用困局及其改进

1、山地对火炮运用的限制

“苗疆”地区多为深箐高山，地形复杂，重型火炮无法机动更无法为步兵提供伴随火力，其使用受到限制。对于当时清军装备较广的重型火炮—红衣炮，雍正初年，李绂便在其《五子说》中称，结合李绂与五子炮相关的奏折可知，其当时正在广西巡抚任上，为应对善用鸟枪的“广西猺獞、土苗”而推广五子炮，则其对红衣炮在山地作战的看法比较有针对性。

这个问题在乾隆五年镇压湖南步城苗民起义中也体现出来。面对“苗民”的砖制工事和射程更长的火绳枪，清军一时陷入困顿，可见重型火炮在“苗疆”山区机动困难并不实用，而行营炮、五子炮等小型火炮又射程太近威力不足无法对工事进行攻坚，而威远炮则似乎在火力与机动之间取得平衡，是一种在山区作战中较为理想的火炮。

可见五子炮其实就是子母炮类型的火炮，这对清廷来说并非新鲜事物。而行营炮根据下文的分析可知其技术源自明代便较普遍装备的神机炮。在一份后金缴获明军火炮的清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红衣炮、子母炮、行营炮的火炮装备体系其实是继承自前代。

此类火炮用以在较近距离发射霰弹，射程较短。这样从上可以看出，清代继承自前明的火炮体系并不能完全适应“苗疆”地区山地作战的需要，而冯光裕认为可用的威远炮则要从帮助清廷造炮的来华传教士南怀仁讲起。

2、火炮的轻型化

结合几何知识进行更为精确地瞄准，进而在较远的射程上达到更高的精度。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威远炮的设计追求与南怀仁为清廷造炮的思路相同，即在追求轻量化的同时，通过更为科学地设计与操炮技术，让火炮的射程和精度都得到保证，使机动与火力这两个要素得到更完美地结合。

而已指出，李文德长期参与南怀仁的造炮工作，必然深受其影响，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南怀仁虽然在康熙五十七年前就早已去世，但其造炮思想依然在这型威远炮上得到体现，该火炮仍然可以认为是南怀仁为清廷进行火炮改进，在清朝轻型火炮上的延续。

雍正五年清廷决定各省绿营按“各省每兵千名设立威远炮四位，子母炮六位”的方案设置火炮，这样这项由南怀仁推动的轻型火炮改进就由清廷中央推广至全国。

二八达寨之战的分析

1、八达寨战例

这一类轻型火炮的改进为清军在多山地区的军事行动带来了火力上的优势，这一改进工作的成果威远炮，就曾得到高度评价，“苗民”在八月二十日不得不献出其头目。

虽然无法确定杨天纵所使用的火炮是否就是威远炮，但考虑到雍正五年轻型火炮的改进工作已推广至地方。

史料中所显示出此型火炮具有较远的射程和较好的机动性则推测它不会是神机炮一类射程有限的火炮也不会是重达数千斤的红衣炮，杨天纵自身也延续威远炮的设计思想认为其在同年为清理“苗疆”所造的火炮：“能攻远且甚便捷”则八达寨的攻克仍然可以视是为以威远炮为代表的这一次轻型火炮改进工作的成绩。

2轻型火炮的效用

若同时考察17世纪中期前后中西方火炮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双方都试图提高火炮的机动性。如1611年登上王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在其火炮改革中为了“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使火炮可以“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

他着力使火炮轻型化以提高其机动性，这一改革工作的一项成果就是3磅团属炮的使用，这种火炮以黄铜作为最内层的炮膛，而炮管外层则就要火炮即使在类似“苗疆”的山地中也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能提供伴随火力，也需要拥程上的优势进而在火力战中占得先机。

这样看来上文所提湖南巡抚冯光裕“似威远炮可用”的判断是符合大方向的，而八达寨之役对轻型火炮的较成功地运用也是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朱勋视令兵丁抬放过山鸟炮为一种新做法，上文又提及清人认为甘肃宁夏镇总兵史善载是抬炮的发明人。

这样史善载的抬炮与朱勋提及由兵丁抬放得过山鸟这两种形制相近的武器大约同时出现在相近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而且两人当时均在陕甘地区为官。这不免让人推测抬炮乃是由过山鸟炮演化而来。若在此将过山鸟炮视作抬炮的前身并加以考察则将会对抬炮兴起这一现象产生更深刻地理解。

清前中期“苗疆”战事中火器应用的影响

一客观上促进了“苗疆”社会的发展

1、缩短了苗疆战事的进程

在《圣武记》中，魏源便敏感地注意到了火器这一前代没有的技术因素，探讨了雍正朝开辟“苗疆”生界时火器与“苗疆”地区疫病的关系，在乾嘉时期的湘西苗民起义中，清军因战事不利而进入僵持，这时疾病对清军的消耗将更加明显。

嘉庆元年，镇压湘西苗民起义的云贵总督福康安受阻于陇一带，而此时疫病、补给、“苗民”的袭扰也正消耗着这位刚出征廓尔喀归来战将的生命力。

最终在深陷“苗疆”一年三个月后因病身亡。根据和琳的奏报，当时战地“山岚瘴气，到处熏蒸，晴霁之时甚少。而近来雾雨连旬，更为绵密，而福康安出现了严重的腹泻，最后病情加重而死。

对福康安之死，军中医生给出的诊断是：用心太过，可见此时在清军中确实有疾病正在传播。若保暖、饮食、医疗条件都较为优渥的主帅犹然如此，那普通兵丁的境遇更是可想而知。

在半年内，清军三路大军中的两路主帅染病身亡，而中高级军官大部分带病支撑，可见疫病确实帮助坚守深箐的“苗民”达到“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的效果。若此时清军遭遇较大的战斗失利或补给不畅，就可能出现战事失利。

而时任湖南提督鄂辉接管部队之后，嘉庆帝便屡屡下令催促鄂辉攻克平陇并抓捕“苗民”领袖石柳邓。此时清军身后是蔓延的疫病，面前是“苗民”架设在陡峭山岭上的关隘，但军令如山，清军将领也明白条件已不允许他们和“苗民”相持下去。

2提高了苗民的生产技术

“苗民”在明代中期以后开始慢慢掌握并使用火器，并在明清易代的战乱中获得了更多流散的火器。直到清代前中期时，火器在“苗民”中已得到较为广泛地使用，正如《楚南苗志》中所言，可见鸟枪地制造涉及金属的冶炼、加工，火药原料的采集与制作，那么掌握鸟枪地制造将会提高“苗民”的手工业水平。

而随着鸟枪制造进入“苗疆”的，还有具有相应生产能力的工匠，如《南征日记》就记载了这样几位历史长河角落中的小人物。

两个铁匠也确实有可能参与了火器地制造。而当这些由内地进入“苗疆”的工匠与“苗民”通婚，并在苗寨内养育的后代继续从事手工业时，鸟枪、农具及其相关的手工业技术也将被“苗民”所掌握。而在乾嘉时期也确实可以观察到，“苗民”生产技术的改进。

二有利于后世清军火器战术的改进

清军与“苗民”在“苗疆”战事中对火器的使用，对清代军事后续发展的影响，并未随着战事的结束，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傅鼐所组织的屯军在湘西“苗疆”与“苗民”的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也波及后来赫赫有名的湘军。

1、推动了后世清军火器战术的改变

早在创办湘军之出，曾国藩就在其办军方略中就称，其要参考傅鼐组织屯军的经验，具体到火器的使用上，也可以发现湘军与屯军的相似之处。在对支援火器的选择上傅鼐认为，清军原先装备的轻型火炮并不能在“苗疆”山地中充分发挥效能，因此他主张使用过山鸟炮，这样的重型火绳枪来作为支援火器并与鸟枪混合装备。

“苗民”起义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而其较为强调的改进内容，如加强火器训练、强化冷兵器格斗、加强军事纪律、强化日常训练等，除了为适应“苗疆”特殊情况而实行“以苗攻苗”外，其实并未于超出戚继光改革的内容。

为了适应“苗疆”特殊环境而做出的改变。如果再结合上文提及的，屯军与湘军在人员与地域上的密切联系，则可推测湘军的练兵方法，虽大量参考“前明戚继光”之法，但真正给予湘军将领们直观印象的，乃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并且也包含并发扬了戚继光之法的“近人傳鼐成法”。

2、增强清地方军事力量

清代，地方在面临战乱时，组织地方团练的现象并非单独出现在“苗疆”地区，为什么单独傅鼐的屯军会在清代的军事与制度上造成较为深远的影响了？

这个解释当然会是多方面，在此仅从火器与军事的角度，提出些许解释。首先“苗疆”的地理环境，使得清朝赖以立国的满洲武力无法有效地介入与“苗民”的冲突，正如前提及狄宇宙所言，骑兵与重型火炮都无法适应在该地的作战。而深入“苗疆”的部队往往都是附近省份，以汉人为主体的清军绿营。

终在清廷因白莲教起义无暇顾及湘西“苗疆”时，以傅鼐所练屯军为代表的汉人地方武装集团开始取得活动的空间。

而傅鼐面对地方绿营的衰颓，只有向前人去寻找提升冷热兵器混合部队战力的方法，那么就不得不去触碰，那些清廷原先倾向雪藏的，继承自晚明的，诞生于冷热兵器混合时代背景下的那些传统兵学，那么戚继光之法也自然会进入他的视野。

屯军在以镇筸为核心的，湘西“苗疆”的汉人中所形成的的地方军事传统，也在后世影响到了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