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虽已有女子中等教育机构出现，但只有极小部分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依旧是贵族女性的特权。

一、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

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女子教育发展缓慢，特别是在政府试图管控私立寄宿学校之后，俄国的女子教育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贵族女子学校并不重视培养妇女的自我意识，虽然各地依照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建设了许多教育机构，但缺少统一的章程和规范。

19世纪30年代，当时的俄国杂志和文学作品中首次开始出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妇女的生活条件等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俄国“妇女问题”的提出。

这时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教育哲学，代表人物有被称为“俄国教育之父”的别林斯基，他的教育理念强调自由、人文主义，认为应该改变把妇女当成社会的装饰品的教育方式，把妇女当作人本身教育。

别林斯基的教育哲学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教育理念的基础，并且在皮罗戈夫、乌申斯基、斯托尤宁和托尔斯泰的教育哲学中也有体现。“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1856年《巴黎和约》的签订对俄罗斯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造成了严重打击。

由于书刊审查制度的放宽，人们开始讨论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失败的原因、改革的迫切性和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此背景下俄国妇女教育问题被提出，讨论范围也从改善妇女教育扩大到妇女能力和命运。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在这场大讨论发出的声音，让他成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皮罗戈夫是俄国著名的科学家、医生，他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场上拯救了数百条生命。

他在战场上发现了女性的力量，在战地医学史中首次引入“女护士”的概念。

战场上的女护士们坚守职责，几乎所有人都曾不幸罹患伤寒或热病，但她们病愈后立刻投入工作。

皮罗戈夫非常敬佩这些女性的勇气，他注意到俄国女子教育存在的问题，俄国的女子教育并没有让这些女性受益。

1856年，皮罗戈夫在《海军文集》上发表了题为《生活问题》的文章，他更深入的思考了人为限制女子教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皮罗戈夫在文章中暗示社会对妇女角色的预设，女性无法离开男性完全独立生活，“她接受的教育通常会把她变成一个木偶”。

他强烈批判以身份等级为导向的教育，他认为所有的人，无论性别、信仰或等级都应该平等得到教育的机会。

皮罗戈夫组织了俄国第一个护理协会，坚持给予妇女与男子相同的教育机会，为女子中学的建立和设立医学教育课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皮罗戈夫的文章和随之而来的关于妇女教育问题的大论战，引发了公众对俄国女子教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教育大臣诺罗夫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命令将其发表在国民教育部的杂志上，并且让皮罗戈夫担任敖德萨学区的长官。

这篇文章对后世带来的影响巨大，皮罗戈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尖锐的批判和对等级制教育的谴责给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杂志上都出现了专门讨论妇女教育的文章，讨论有关女子教育改革的问题，要求建设新的女子教育机构。

俄国著名教育学家康斯坦丁·乌申斯基也受到皮罗戈夫教育理念的影响，他将皮罗戈夫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民族情感结合起来，认为教育必须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原则上。

1857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论书籍的益处》《学校的三个要素》和《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三篇文章。

1859年至1862年他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担任总督学时，根据其教育理念对学校进行了改革。

二、国家政策的有力扶持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开办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开启了俄国女子教育的进程。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教育改革，设立了国民教育部，确立起俄国教育分级制度。

玛丽亚皇后34年间对俄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创立了许多女子教育机构，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大改革前的俄国教育机构是按照等级划分的，不同的学校招收来自不同等级的学生，教授课程内容也不同。

19世纪60年代之前的女子教育机构，特别是在中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大多是贵族、官吏和大商人的孩子。

俄国的女子教育需要为更广大的俄国女性提供教育机会。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的大改革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继1861年农民改革后，在财政、地方自治、教育、司法和军事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