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借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统治的良机，获渔翁之利，一举进入它们几十年不能逾越的山海关。在吴三桂和李自成两败俱伤之时，清廷顺利的占领了北京，开始了它对中国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

但我们要知道，占领北京不等于就是统治了中国，清廷还是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手段，才最终统一了全国。占领北京，只是它们统治中国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行动才真正决定了它们是否能够统治中国。

在其定都北京之时，势力范围只及京畿一带而已。李自成退守关中，南明守淮偏安，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基本上属于各势力的缓冲地带，各方都没能予以有效的控制。

对于清廷来说，它是力不能及。李自成是需要收缩战线，以应对满清可能的攻击。而南明政权则不同，它纯属混日子型的。这三个阵营中，满清和大顺军的目标都是以对方为最大对手，但满清同时也将南明视作进攻的对手。南明的战略就有些模糊和摇摆了。

在得知满清入关后，南明第一的反应就是认为这是吴三桂借兵替崇祯报仇，无不大喜过望。它们因此制定了“联虏平寇”的政策，并派使团北上犒劳清军。不料不但清廷不予以承认南明的合法性，还扣留了使团人员，吴三桂也拒绝了南明的官爵和封赏。面对如此的情形，南明政权从弘光帝、史可法到朝中大臣，基本上都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在一厢情愿的执行“联虏平寇”的政策。

但出于对清兵可能南下的考虑，南明政权内部出现了一种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守河待变的策略。就是如此，它们也没能认真予以准备，并付诸于行动。后在史可法再三努力之下，四镇之一的高杰终于率军北上，欲渡河收复开封等地，却不料被叛将所杀，南明唯一的一次主动行动就此流产，之后它们只会眼看着满清击败李自成后，将战争机器转向了自己。

其实满清的军力并没有它们自己吹嘘的那么强大，它们之所以能够入关，完全是趁火打劫，窃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在李自成和吴三桂火并之后，满清发动突然袭击击败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在初步稳定了局面之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狂妄不已，准备同时发动对李自成和南明的进攻，以完成对于全国的征服。

当时的李自成虽然一路败退至关中，但其主力尚存，战斗力不可小觑。而南明政权占据着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民力丰富、兵源充足，综合实力最强。不可一世的满清贵族，它们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早有准备的李自成，在关中厉兵秣马，决心给清军一个颜色。

1644年十月初一，清廷命豫亲王多铎南征，进攻南明政权。同时，命英亲王阿济格于十月十九日出兵，自塞外入陕北，向李自成发起攻击。两路清军几乎是同时出动，关内的八旗兵可谓是倾巢而出，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实际上，这过于自信的行动，差一点就将改变历史。

李自成自返回关中之后，一直精心准备，力图打一个翻身仗，他得知清军的动向后，决心集中兵力与清军在陕北狠狠的打一仗，煞一煞清军的锐气。而南明政权虽然不愿意与满清作战，但其战争潜力不可小觑，一旦正式开打，清军难说定有胜算。清廷不切实际的军事计划，眼看着就要使其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但历史的诡异就在于此，一个不大的举动，结果却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正当两路清军相继离开北京之时，一支两万余人的大顺军渡过黄河，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它们连下济源、孟县，并围攻怀庆，一时间河南河北等地震动。多尔衮接到河南的告急，急令多铎迅速改变进军方向，先救怀庆，再攻潼关，与阿济格会师西安。

李自成正欲率军北上榆林与阿济格决战，不料却传来了多铎西进，潼关告急的消息。几经犹豫，他选择了救急，前往潼关与清军作战。最后，在多铎和阿济格的夹击之下，李自成于1645年正月十八自西安败走襄阳，放弃了苦心经营的关中地区。

而此时的南明政权，却依然在醉生梦死，坐观清军和大顺军的殊死搏斗。面对清军主力云集关中，河北山东防御空虚之际，南明一箭不发，一兵不动。更有甚者，认为清军在为己复仇。但很快它们就尝到了苦头，清军在击败李自成后，迅速的转头南下，最终消灭了南明弘光政权。

对于满清狂妄的南下策略，从结果看只能说它们的运气太好了。如果不是南明的鼠目寸光，如果不是大顺军地方武装反击造成清军的战略改变，如果不是清廷及时的战略调整，那么历史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局面。但历史不能重写，面对这无情的结局，我们只能是感叹于世事的无常，痛惜于天下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