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历史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红军来了百姓就特别兴奋,因为百姓能够在红军的支持下打土豪分田地,从“黄老爷”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每次这一过程中,我们最喜欢的节目就是黄老爷戴着高帽子反思自己,大家伙从地主老爷手里分田产和钱财、粮食。
也许是影视作品的表现有限,再加上一些比较错误的表现手法,以至于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
红军打仗从来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后勤有老百姓支撑,枪炮蒋介石给我们送过来,缺钱了,直接搜刮地主老爷就行了。我们的红军只需要在前方战无不胜。
在这种错误认知下,我们总以为红军只会打仗只会团结民众,根本没有搞经济,甚至我们会产生一种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认为红军的经费全部来自于打地主的筹款。
那么问题来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当年的红军在苏区真的全靠打土豪筹集军费吗?
首先给出答案,苏区的红军军费并不全部来自于筹款,筹款最大比例时也不过占到红军军费的1/3。
回顾党史可知,红军筹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任务之一,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就定下的红军三任务之一。
在这一指示下,红军的开销从来都不依赖于百姓,而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解决需求,从来都不会把财政重担压给根据地的人民。
而关于红军筹款之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昌起义时期,当时我们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就讨论了财政问题。
当时一些国民党左派和传统人士认为需要通过地主土豪来筹款,此举可能会苦一苦百姓。但周恩来等人坚决提出应该蒸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地主的非法财产,对土豪劣生进行罚款来解决筹款问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袖的拍板下,南昌起义军确定了基本的财政政策,那就是解放工农大众和评估小资产阶级,征发和没收地主钱粮以供军用,把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转移到富有阶级身上来。
尤其是1927年根据中共中央给朱老总的信件中就有明确表示:你们队伍的一切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
也正是这一指示,革命军队开始深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筹款,该项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朱老总的部队很快在湘南地区发展壮大。
不过关于此事做得最好的还要数毛主席,此同毛主席在井冈山发展,他就将此事明确的定义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而且还针对此事对部队进行筹款政策的宣传教育,很快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
结合历史档案可知,当时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确解决了红军的军饷,而且因为把土地等不动产都分给了老百姓,所以红军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了军民鱼水情。
更让人惊讶是,当时红军部队的伙食甚至都远超国民党正规部队,可见该政策之厉害。不过把土豪分田地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而且该行动不具备可持续性......
例如根据历史资料可知:左倾机会主义代表在执行毛主席的红军三大任务时表现的过于激动,结果造成大中小一把抓,严重破坏毛主席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可保留社会生产积极性等注意事项。
因此打土豪分田地需要一个度,当年也有人没能把得住。
另外,根据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提到了一点:苏区内地主士绅军阀等已经没有了。
通过王明的文章也能看出,打土豪分田地已经竭泽而渔,面对国民党的连续围剿,想要解决筹款问题,还得另谋出路。
此时毛主席站出来给我们解决了问题,红军军费除了打土豪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康完善的苏区经济财政体系。当时毛主席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他带领众人建立起了苏维埃的第1套经济班子。
根据资料记载,当时苏区财政混乱和不规范,例如没有财政预算和决算,财政支出混乱,有严重的铺张浪费和贪腐现象。
针对这一现象,苏区开始整顿财政工作,其中明确了制定预算创立决算和政府收支制度,确保在科学的决算预算的规划下,合理的使用财政,让各经费的项目和数额条款明晰。
之后又制定了统一田地税山林税和营业所得税等税收征收办法,此举最为重要,过去我们强调打土豪,如今我们建立起明确税收制度,解决了税收紊乱的现象。
其中有一点特别突出,苏区明确规定了对打土豪的行为要进行规范,凡是私打土豪者最高可以枪决处理。
另外还创建了财政税收的奖惩制度,贪污受贿和侵吞政府公款的行为要被枪毙,假借政府名义私打土豪的人要枪毙。而在财政方面表现良好的可以给予奖励机制,例如反腐倡廉的代表,财政改革表现突出的代表。
更让人大呼不可思议的是,红军当时有相当多的优秀人才,除了建立和完善税收制度以外,红军居然还搞起了公债筹款和国有银行的建立。
例如1932红军先后发行了两次战争公债,一次是60万元,一次是120万元。
至于苏区的银行,那简直称得上是天马行空般的创造。资料记载,当时苏区领导在没有任何先例参照的情况下,大胆的创新创建了苏维埃银行,而且还形成了组织系统。
此前1930年,我们还创办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该银行在战争年代里发行货币支持战争,为前线的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我们又发行了红军票,因为红军票信誉很高,币值稳定,以至于很多白区的人都认该纸币。1931年银行还发行了面值一元的股票,这又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大大的盘活了苏区经济。
对于红军的金融制度改革,老百姓虽然不懂其中的门道,但都非常认可。
以方志敏当初发行的粉碎敌人第五次围攻的决战公债为例,当时准备筹款10万元,但老百姓实际认购14万元,可见百姓之热情。
总而言之,当时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为了解决军费和后勤问题,早期的确依赖于筹款,也搞过很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
但事实上,打土豪分田地根本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例如王明就搞的竭泽而渔。到了后期,我们根本就不依赖这一粗暴的手段,而是通过金融创新和财政制度改革,这才解决了红军的军费问题。
因此,国民党总是说红军只会马上打天下,而不会治理天下,这完全是不了解历史的屁话。若真的仔细看苏区的历史,我们会感叹当年苏区的治理能力甚至远超过宋子文等人管理的财经部门。
红军能够取代全国主要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但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力。
参考文献《苏区时期红军筹款自给问题脞论》、《中央苏区财政建设的艰辛探索及经验启示》、《试论闽浙赣苏区经济建设及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