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之前在开启了宋代经济文化系列。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解宋代的文化史和经济史。

01

繁荣

在讲解这些之前，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今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江宁（今南京）、平江（今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事实上，营销号们所说的宋朝集全国之力养一个开封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夸张。在两宋时代，各种大中小城市非常之多，诸如以上城市，还有一些小型城市如淄州（今淄博）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城市都是被人口填满，且非常繁华的。

两宋也有非常发达的慈善业，这是先前任何王朝都没有的，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熏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学者柳诒徵认为宋朝的会社企业、集会集市以及行业协会组织十分发达。例如，吴自牧《梦粱录》记录了文化、艺术、宗教、娱乐、食品餐饮、商业、制作、服务等各行业各种社会团行，诸如踏弩社、蹴鞠社、打球社、赌钱社、灵宝会、茶汤会、花团、菜行、鱼行、酒行、食饭行、布行、销金行、香水行、腰带作、油作、木作、竹作、香烛作、裱褙作、装銮作、裁缝作等各种企业，以及斗宝会、米市、肉市、药市、花市、珠子市等各种集会集市。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十分活跃。公共慈善事业，有米场、柴场、药局、养济坊、安济局、慈幼局、居养院等机构，由官府举办或平民捐助，用以救助遇灾或贫病幼老无告之人家。政府和民间无不认为慈善事业为公共事业之最要者，其风实自宋启之。

关于宋朝的经济与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我会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徐徐展开描述，这里并不急于作出研究。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两宋的文化经济政策对于两宋文化、经济的影响。

02

科举

宋代文化的进步与士族和庶族之间的此消彼长有很大关系，当然与此相关的还有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完备以及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等等。

刻版印书事业之由创始而渐盛行，造纸技术日益普及、提高，这都使得书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广扩大。在唐代，政府禁止私人印制历书等图书，到了宋初，大部头的儒书、佛道典籍已经能结集刊行，一般乡塾所用的启蒙读物的大量印行流传自可想见。

在这种大背景下，科举制度的发展称为必然。

在隋唐刚刚发明科举制度时，规定一般读书人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这不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从中选拔大量行政官员，而其影响所及，在那些中选的“英雄”之外，还育成了大量著名诗人，产生了大量传世名篇，构成了中华文化中极特殊、极丰富的一种瑰宝。

唐代还通行一种不成文规定，即举子在应试之前，先须向主司投献所业以求得赞扬，叫“行卷”，也叫做“温卷”。所进献的文章，大都是举子们的“力作”，可以表见其“史才”、“诗笔”、“议论”的。例如《玄怪录》、《传奇》之类的作品（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举子们既多从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对古文的复兴起了催化作用。

以上举述的种种条件（当然还有其他），到了北宋朝，交错杂糅、相互影响，经常地产生着一些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这种综合性的良性循环作用随处可见，而宋代的科举制度更是集中体现这种作用的事项之一。

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究竟是怎样的？

这里插一句，我们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可以知道在宋代，范仲淹兴起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将取辞藻改成取内容策论，欧阳修在担任考官时进一步进行了实践。此后，王安石进行了“三经新义”的改革，这些改革跟宋代的文化繁荣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起因，而是结果。

那么宋代的科举考试究竟是怎样影响文化繁荣的呢？

接着上文，科举制度在唐代即已经显示出那些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它已经突破了唐王朝最高统治者们所期望的笼络文人学士和选拔官员的狭隘效果。到了宋代，对于科场考试的一些法规显然比唐朝更严格了些，例如“行卷”、“温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许。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九月载：

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卷四，乾德元年（963年）九月丙子载：

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

这些都是北宋刚刚建国就发布的诏令，这些诏令，在扩大应试者的范围方面和防制权贵人物对科第的把持、垄断方面，都是能发生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原居社会下层的人群得有较多的活动机会，所以，宋王朝的当政者们，只经常提及重农的原则，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再呼吁抑商的口号；而在科举方面，也经常考虑尽可能给予身居社会中下层的士子以出身的机会。这自然也应作为当时综合性良性循环的有机组织的一部分。

这些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得国内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以比拟的。

03

宋学

在唐代，释、道两家的教义和学说都盛行于世，其声势都骎骎凌驾于儒家之上。这一事实，从唐代后期以来已经促使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萌生了一种意识，即要把儒家独尊的地位重新恢复起来。

于是乎，有人从儒家经典里找到了《大学》、《中庸》，就前者阐明治学和治国经邦的程序，就后者吸取其抽象的义理以与释、道对抗，也有人专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把释、道都作为异端加以排斥，更有人致力于释、道甚至法家学说的钻研，然后授法入儒，援佛入儒或者援道入儒。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抵排、交斗和交融，从而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程颐、程颢、张载、邵雍、周敦颐等等，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术的再版。就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界限来说，也非复孔门四科和六艺之所能涵盖；就其义理的深奥精密来说，也非复由先秦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之所能企及。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曰“宋学”。

宋学之包含，可以包含理学、心学以及不能归为此类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四明学派等等，其精妙，勾勒出一部绚烂的篇章。

04

政策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之始，就在试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有焚书坑儒之举（当然焚书坑儒是否发生在学术界仍有争议）。到了汉武帝时期，又采纳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公羊学派的建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未真正做到）。北魏、北周、晚唐、五代期间所发生的“三武一宗”毁灭佛法的事件，不论其各次的历史背景如何，总之都是要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

但北宋王朝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的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和如何禁制百官间或者士大夫凭借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在科场考试方面，不但在考官命题时并不以儒书为限，多杂出于老庄之书，致使“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情况，早在王安石成名成家之前，便已开其端倪；对于应考人士的答卷，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也都不做任何规定和限制，司马光在宋神宗初年所上的《论风俗札子》（《温公文集》卷四十五）中就已经说道：

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反、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

既然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禁遏”的趋向，可见已经是“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其所由来者渐矣”了、司马光本人虽未入于老庄，然而他和稍早于他的江西人李觏却都有怀疑和非难《孟子》的著作。欧阳修则公然倡言《周易》中的《系辞》非孔子所作（传统说法认为《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称为《十翼》，为孔子所撰）。这样一些言论，并不曾被北宋王朝或当时的学者目为非圣无法。

至于宋神宗曾一度试图用《三经新义》统一举子们的论点，那也仍然不成其为文化专制。因为《三经新义》的本身，就把释、道和先秦诸子书中的“合乎义理”的言论采摭于其中了。元祐党争也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整个社会文化是也发展却并未为所阻遏。

上述种种，既表明了北宋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政策（尽管不是他们有意识制定的）对当时学士大夫们的思想相对解放起了很好地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此外，人们往往把这些文化兴盛归因于“重文抑武”的政策上。

自来的论史者大都认为，宋代文化之兴盛，主要应归功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甚至还有人更具体地落实到宋初几个皇帝的“右文”政策上。然而，“重文轻武”不过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既不能轻武，而宋太祖本人就是以掌握军权而夺取了政权的，深知高级将帅的篡夺之祸必须加以防范，所以在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与他同辈分的几个将帅的兵权，到宋太宗时，则又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得“将在外”也必须严遵君命；至于其所以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则只是希望藉此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于所谓的“右文”，无非指扩大科举名额以及大量刻印书籍等类事体，我以为这也都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已经具备的条件，因势利便而作出来的决策，并非真有什么右文政策。但即使是北宋王朝的上述种种举措，对其文化的发展也不无某些好处，但与当时全然由客观环境关系而被动施行的在文化上兼容并包政策所起的作用相较，则是显然微小的。

与明朝以后的统治稍作比对，就可知文化专制主义之施行与否，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衰落的密切关系。

事实上，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八股文，并且元代已经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但是在元代，由于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以及重要问题上的汉化及其他改革的相关斗争，并没有给统治者以太多时间实行全面的文化专制。至少从专制程度来看，元代的专制程度甚至不及秦朝，虽然比之宋朝超过太多。

朱元璋是一个并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他在取得政权之后，采行了极其横暴的极权专制主义。他在文化事业方面所推行的专制主义则集中体现在各级科场“制艺”亦即所谓的八股文上（明代八股文很大程度上和元代出现的八股文有一些许区别）自从元朝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制度以来，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所定的《考试程式》虽然已经规定了必须从《四书》中出题，答卷则必须用朱熹的《章句》和《集注》，且还规定了字数，其后并有人作出《书义矜式》（即以其本人所作经义之文作为举子的范本），遂而成为八股文的滥觞，然而，严格呆板的八股程式，毕竟还没有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颁布。明朝建立以后，一心向加强专制主义的朱元璋，对各种考试规定极为赞赏（他与朱熹同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专力推行，八股文的体式遂被固定下来（而且一直推行到清王朝的末期）。这样一来，科举制度在唐宋两代所起的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便一概消失，转变为禁锢和僵化读书应试生员思想的桎梏。近今还常常有土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以及高考作文中的三段式，可见其毒害至今尚未清除净尽。因而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所培育出来的真正有贡献的学者，为数远不如宋朝。至于清朝，更是几乎没有几个。有一些不肯入此牢笼的人，明代的如李时珍、徐霞客，清代的如曹雪芹、龚自珍，反而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作出度越前人的成绩来。到了清代，频繁的文字狱更加禁锢思想，使得那一时间内的中国发展停摆。在两宋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文化，硬是被明清的文化专制主义给断送了。明末清初的顾亭林曾说八股文的祸害甚于秦之焚书，这确实是一句切中要害的至理名言。

05

结果

尽管如前所论述，宋代的文化发展，在中国整个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之内达于巅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之所不能及。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有之，自学者陈植锷先生的《北宋文化史论述稿》始。虽然他所论述的，在时间上还只限于北宋而未及南宋，而在这一时限之内，又还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不过时至今日，已经出现了各个方面的各种研究，我们这个系列即是要说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文章未必能深入到社会的全部角落。

曾经有人把清代学术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拟，但后来证实清代的学术文化可能较明朝都有很大退步，也曾有人把宋朝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但此赞誉未免太过了。尽管宋代的文化可能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繁荣，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向，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但实事求是地说来，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之所不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