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更确切地说是1991年12月25日，正当苏联人民庆祝西方圣诞到来之际，电视里突如其来的一条消息打破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平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将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在克林姆林上空飘扬了74年的锤子镰刀国旗随即被缓缓降下，再也没有升起。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正式解体。

曾经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瞬间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令人震惊。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路人，中国曾经的老大哥，中国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经济上援助中国、军事上保护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得以顺利实施。

在朝鲜战争中，苏联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部分装备和空军支援，有效配合了志愿军的作战行动。在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计划中，苏联也派专家来华提供技术支持。虽然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开始敌视我们，武力威胁我们，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帮助中国渡过了许多难关。

苏联解体在感情上来说确实令人惋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战略机遇。苏联解体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正值苏联解体30周年更加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讨论。在我看来苏联解体也并非偶然，从苏联成立之初就埋下了种子，那么回顾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其原因主要有哪些方面？我们中国又能汲取哪些教训呢？

哲学思辨可以帮助我们深层次理解问题，如果把苏联解体抽象成一种矛盾来看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解体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多种因素”合力“所造成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之中也必然会有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之分。

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肯定是出在苏联自己身上，以此为诱因加之其他因素的长期催化，才使苏联有此一劫。不可否认的是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与改革失误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并不能以此就下结论把全部的罪责归结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而应该去挖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改革失败是动乱根源”

社会的变迁与经济和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要探究根本原因，我们应着眼于这一方面。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时代，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22年，苏联成立之初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刚刚经过内战，社会弊病丛生，经济倒退严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充满敌视。

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苏联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政治上高度集权，这也保证了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重工业体系的快速成长。经过前三个”五年计划“，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为之后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入侵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战后纷纷效仿苏联模式，这也为东欧剧变埋下伏笔。毕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只适合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符合当时的苏联国情，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初期发展阶段该模式有利于快速提升一国综合国力，有利于生产资料的积累，但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在二战后现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再适合苏联。战后和平的外部环境，与西方国家较好的外交关系，人民渴望发展经济来提升物质文化水平。这都预示着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斯大林不仅没有使苏联走上发展改革的道路，反而更加强化了当前的体制，当时的斯大林认为苏德战争的胜利应归结为体制的优越性，没有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是继续推行着二战之前的政策，始终没有逃离“备战”发展思路，把轻工业和农业作为重工业的附庸榨取利益。白白浪费了良好的改革机遇。

作为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以改革的姿态上台，虽然意识到苏联现有体制的弊端，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推行法治、反对官僚主义，强调人道主义理性与创造精神，开始注重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对苏联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就赫鲁晓夫改革的整体效果来看依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除了破除了人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并没有对原有体制弊病进行根本性改变，只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而已，仍然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以至于后来把自己变成了“下一个斯大林”。

在勃列日涅夫改革之下，苏联到达了全盛时期。勃列日涅夫积极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稳定农业，加强企业经营改革扩大企业独立性与自主权，改革计划体制，推行新经济体制。这些措施在其执政的前几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显著提升了苏联的综合国力，具备了与美国掰手腕的实力。但其执政后期对于改革的态度越来越消极，这与国内官僚阶级反对进一步改革有关，也与勃列日涅夫自身的守旧思想有关。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不敢大踏步前进，社会特权阶级不断扩大，党政部门不分个人崇拜盛行，改革出现倒退，仍然没有对原有体制进行实质性突破。

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政权最终过渡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经济全面衰退，政治经济体制依然高度集中，自身实力越来越难以维持国际科技领域的竞争，轨迹环境复杂多变，其改革面临十分巨大的体制阻力。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始着手政治体制改革以推动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导致政治上出现混乱，政治纷争不断演变为政治斗争，改革进入死胡同。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历任领导人都无法突破旧体制的束缚，遗留问题越来越多，”烂摊子“越来越大，国家积重难返，最终走向解体。

“美苏争霸对苏联国力消耗巨大”

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铁幕“演说，拉开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序幕。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世界上唯二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展开了空前的较量，双方在军事领域分别成立”北约“与”华约”组织针锋相对，局部热战不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离不开两大阵营对立的大背景。

在尖端科技领域双方你追我赶，美国成功研制出核武器之后，苏联也不甘落后迅速掌握了核武器技术，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之后双方在导弹、火箭、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耗费大量资金与资源展开竞争。美国凭借自身经济实力与尚有架之力，可苏联经济实力无法与美国匹敌，只能集中资金与技术放在重工业与科研领域，忽视轻了产业的平衡发展，改革无法顺利推进。

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野心，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下对外不断扩张，大量军费开支与军火制造也占用了社会大量财富，使苏联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终自食其果。

西方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抽象概念是指不同主义国家之间的”超遏制战略“，其实苏联本身也有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演变思想与计划，但受制于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主义各国本身存在的问题，实际的实施效果没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渗透那么成功。

这里我们只探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演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该战略包含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科技与文化影响力，各种给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国家“画饼”。

通过经济援助、贸易、新闻与学术交流逐渐扩大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力，进而诱压东欧各国，不费一枪一弹使其向资本本主义世界靠拢，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

其实毛主席早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所以才会提出“警惕资本主义”糖衣炮弹”的说法。苏联就在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和平演变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改革道路，对自身产生了否定与质疑，最终催化了解体。

人口问题无法支撑起苏联全产业链发展

这里所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说苏联人口基数的绝对值小，而是针对苏联的全产业链体系与人口分布来说的。在苏联的国家发展中，国防重工业始终是其国家发展的优先方向，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关系民生的轻工业和农业成为了重工业发展的附庸。苏联的国防重工业规模庞大，其人口基数只能支撑其冷战时期国防重工业发展，从事轻工业与农业的人口比例较少，发展失调。苏联地广人稀，人口和产业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广大的远东地区人口不足，市场狭小，产业发展缺乏动力，苏联丰富的土地与矿产资源没有完全利用起来，限制了其国力的增长。

美国与苏联的人口差距并不大，但美国所拥有的国际视野是苏联所不能比的，美国的产业链全球布局，充分利用了外部的人口与资源来维持其产业体系。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看好中国的劳动力与消费市场，向中国转移了大量低端制造业，腾出了大批劳动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依靠中国的制造业布局，服务于美国市场，赚取了大量财富。

苏联在这方面显然没有美国聪明，由于自身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国家指令对经济控制较为严重，无法做到像美国那样灵活的布局，企业自身也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各产业全都在政府的管控之中，产业发展只能依靠自身条件蛮干。

在对外关系层面热衷于做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不能对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平等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反而受“大国沙文主义”影响，通过经济及军事手段不断对外扩张，招致许多国家的不满，最终只能自食其果走向崩溃。

中国并没有照搬苏联那一套，从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国家工业有了基础保障，就走向了轻、重、农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虽然有过挫折与失误，但我们总能通过改革调整及时纠正，避免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不像美苏那样穷兵黩武，我们始终珍爱和平，不结盟不称霸是中国一贯承诺。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苏联解体30年之际，中国要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一如既往地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避免国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才能避免苏联的悲剧重演，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