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也经历了一些重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历史的审视不仅涉及到经济政策，还包括对统治体制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统计范围仅限于中原正朔，而不包括“五胡十六国”、北朝、“五代十国”中的“十国”等非正统王朝皇帝；蒙元政权的统治者多称大汗而非皇帝，清朝皇位传承则无“兄终弟及”现象。

一、兄终弟及制度与嫡长子继承制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周人在改朝换代问题上对殷商作出了全新的改革。在商代使用兄终弟及制度，即哥哥死了弟弟继位，实行平辈权力转移。而周人将平辈转移变成了父子相承，即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变革非常重要。在《殷商制度考》一书中，王国维先生清楚地解释了嫡长子继承制的重要性。他指出，兄弟之间的关系不如父子亲密，兄之尊却不如父亲，因此兄弟之间容易发生争位之事。这种不稳定性使得兄终弟及制度显得特别棘手。而嫡长子继承制的稳定性则源于候选人的数量，嫡长子继承制的候选人只有一个，而兄弟之间的争斗增加了制度的不稳定性。

为了平息政治斗争，周人的制度变革更加符合人性的自私倾向。在兄终弟及制度下，特别是在弟弟传位给第二代的时候，由于从第二代开始就没有老六了，传位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按理说，应该传给大哥的大儿子，也就是大侄子，但从自私的人性角度来看，弟弟更愿意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兄终弟及制度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二、兄终弟及统计

汉晋时期，兄终弟及制度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少帝刘辨和汉献帝刘协，分别为汉灵帝刘宏的长子和次子。晋代有晋惠帝司马衷和晋怀帝司马炽，分别为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和25子。晋成帝司马衍与晋康帝司马岳，分别为晋明帝司马绍的长子和次子。晋哀帝司马丕和晋废帝司马奕，分别为晋成帝司马衍的长子和次子。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晋恭帝司马德文，分别为晋孝武帝司马曜的长子和次子。

南朝时期，兄终弟及的例子同样不乏其人。宋少帝刘义符和宋文帝刘义隆，分别为宋武帝刘裕的长子和第3子。宋后废帝刘昱和宋顺帝刘准，分别为宋明帝刘彧的长子和第3子。齐郁林王萧昭业和齐海陵恭王萧昭文，分别为齐武帝萧赜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的长子和次子。齐东昏炀侯萧宝卷和齐和帝萧宝融，分别为齐明帝萧鸾的次子和第8子。

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在兄终弟及制度下，往往伴随着许多人的暴毙和离奇死亡。这种政治体制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延续和国家的安定。对于历史的反思，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